用历史的眼光审察一个民族，是常见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几乎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在充斥着多种多样征服手段的野蛮年代，民族间的生存竞争，是武力为基础的以相互削弱、击败或消灭为目标的竞争，是总与侵略、掠夺、杀伐和压迫相联系的族群命运大搏弈。这样的竞争，直接依赖于人口总量、经济实力、扩张谋略和相应的武备。历史研究的成果和整个民族的心灵史记忆表明，在这种竞争的法则下，苗族是失败者。经过历史苦难的洗礼，苗族进入二十世纪中叶，就逐步走到了越来越有安全感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75年代越南战争结束之后，整个世界的苗族，大都摆脱了战争的困扰，走进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环境。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全世界苗族的认同感和追求社会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积极性，就开始显现出非常振奋人心的良好态势。这似乎预示着苗族实现梦寐以求的伟大复兴，具有了某种前提和可能性。但是，全球化的和平环境，是苗族没有在历史上遭遇过的生境，能否在这种生境条件下生成适应于新的竞争规则的能力，促成苗族能够以一个不仅仅是具有文化意义的竞争主体的角色，参与民族间的发展竞争，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最为直接的问题，是整个族群的生计能力结构，是否具有竞争力，是否能够形成“吸引子”，推动一个民族的内部各种各样资源的整合，进而创生比较完备的内部调适机制。
一、研究的对象与目的
本研究的对象，是苗族的生计能力结构。
基本思路是：通过对苗族内部各阶层的生计能力现实态的状况，及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策动能力，进行分析，来评估苗族作为一个竞争主体，就内部“自组织”机制而言，存在什么样的结构特性，这样的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自我运作力量。其次，通过考察苗族群体或团体的生计能力构造特点，同全球化和平竞争生境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遵循的通则及其社会环境长期处于“不稳定平衡状态”的适应性，来估计苗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对于来自别的庞大竞争主体不可抗拒的牵引或扰动，具有怎样的接合端口和深度嵌入并实现良性的持久发展的可能性。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对一些具有观念性和倾向性的明显事象进行阐述，来勾勒苗族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民族间竞争，在族群生计能力结构上所存在的明显“缺陷”，即所存在的一些值得一个民族的所有智者关注的先天性不足，以求引出更加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思考，来强化一个民族时刻关注自身发展坐标、时刻有危机意识的“理性”。
二、结构性弱点
A．苗族各个阶层的知识与技能结构简述
虽然我们1000多万苗族人分布在很多国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苗族又都有自己向心聚合的特点。但是，总体上呈现“小聚居，大杂居”的格局，是基本一致的。由于是世界性民族，国内和国外的苗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因此，苗族内部阶层的形成和各个阶层的地位建构方式，也不尽相同。于是，要对他们进行归类，只能以“知识和技能”为坐标系，进行粗略的区别。比如说，从谋生技能来分，大致可以分成：依靠传统农业技能的农民；受过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离开了土地的小本生意人；受过比较良好文化教育的在城镇谋生的公务员、教师及其他单位职员；有实业的企业家、食利阶层、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科学研究人员、政治家等。若以掌握知识的量和类型来分类，大体可以分为：能够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在国家分配制度下谋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拥有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的文化知识之劳动者群体，没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群体。
显然，引导苗族争取超越国家疆域局限之文化认同的人群，不是拥有缺乏实际应用价值的文化知识和没有文化知识的群体，而是能够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在国家分配制度下谋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是受过比较良好文化教育的在城镇谋生的公务员、教师及其他单位职员，还有实业家、食利阶层、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等等，是这些阶层的人群，在某种精神力量支持下，形成凝聚，形成团队，形成思想和行动的结果。这些人构成了当代苗族的精英阶层。
从生计的角度看，这个精英阶层，虽然具有空前完备的知识体系和技能种类，但是，没有足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来为团队能力升级提供“给养”，因而仍然缺乏“自组织”的基础条件。
一个民族的发展潜力，主要体现在这个民族所据有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上，体现在民族总体的生计能力结构。生计能力结构，未必需要满足在内部看来是“科学合理”的，关键要看它在全球化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规程中，对于资源配置、调控方面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之可能性。我们很容易在简单比较之后发现，苗族的生计能力结构，在适应全球化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竞争规程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知识结构、谋生技能以及组织利用各种发展要素的实际操控能力等，与先进民族的精英阶层相比，在先进性方面，我们存在很大的距离；普通阶层的生计能力，比如农民的谋生技能，小本商人的经营能力，村寨或社区的公共秩序管理能力等等，都不可能同周边的先进民族进行相比。尽管在数量和质量上，我们都比过去有了很大是进步，但是，总体而言，由于在“自组织”上缺乏机制和渠道，我们仍然处于族群生计能力的结构不具备明显优势与显著特征的状态。
B．生计能力同大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伐的差距
也许是由于在思想修养和知识积累上，我们苗族缺乏跟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民族之先进理念、知识、技能进行对接的“端口”，族群生计能力同大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伐，存在比较突出的差距。
这是与历史很有关系的问题。明朝中后期，皇家的地方政府才开始在苗族地区办零星的学校，而且，这种办学并不是出于给苗族培养人才，而是为了宣传王化，推行分化、软化和同化政策的需要。清朝亦是如此。具有惠及全民族意义的学校教育、干部培养行动，乃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可以说，我们苗族，具有适应比较大的环境变化调适能力的精英阶层，形成的时间是比较晚的，而且，这个精英队伍的思想修养和知识的积累，大多数只有同汉文化对接的“端口”。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今局面下，这种单一的“知识接口”现象，是生计能力缺乏“与时俱进”升级潜力的结构性“缺陷”。
因为越南战争的结束，1975年代老挝苗族数万人以难民的身份被联合国安置在美国、法国等国家。这些苗族人在度过了战争苦难之后，意外地得到了对接发达国家先进文化知识的“端口”。所以，他们在几十年过后，形成了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相当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精英阶层，生计能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良性变化。
如上所述，也许是由于与先进民族的知识文化“对接”发生得比较晚，我们的学习和适应，仍然处于摸索的阶段，整个民族的观念、知识、技能和秉性的可塑性程度，仍然处于先进民族的后面，远远不能达及前沿的地带。例如说，中国苗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由于有优惠的政策性照顾和平等的竞争机会，涌现了为数众多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还有掌握资本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企业家，整个民族的生计能力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就各个阶层的知识结构、生计能力结构来看，我们是落后的，我们不但不能跟相邻区域的汉族比，也不能跟诸如朝鲜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比。我们的落后，从生计能力的角度看，主要是观念、知识、技能，同处于前位的各种领域之发展要求，过于远离了。我们的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所具有的“本领”，在同“行业”中基本上处于低位。例如，房地产业，近年来虽然我们也有了一些企业家涉足，但比较起来，就在一些对我们“很有利的局部市场”里面，我们的影响力都微不足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习得的知识，所形成的技能，所掌握的信息，所具有的操作基础，跟市场的现实态与未来走向所提出的要求，难以很好地接合。
C．生计能力结构同本土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主动接合基础
苗族传统的生计能力，基本上是跟本土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相联系的。这种联系因为没有随着外部大环境的技术进步而调适，变成了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上的严重落后，进而演化成了在信息、技术、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全面落后。为什么我们在涌现了大批的经过正规训练的人才，拥有了借鉴和利用先进民族发展经验可能性的情况下，还出现这种落后呢？关键问题是我们所形成的那些对于传统生计能力来说完全是新型生计能力的东西，从开始形成，就不是出于解决本土优势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各种问题，而是出于向国家体制运行过程中的人力资源缺口去寻求个体谋生的机会。其生计能力的形成过程，基本上是对本土优势资源开发利用“几乎完全遗忘”的人生塑造，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叫做“本民族关怀意识缺失”。
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一群通熟苗族地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情况，并构造了相应开发利用计划的高级人才。苗族高级人才队伍即便是形成了，有了相应的建设苗族地区的良好愿景，也缺乏同苗族地区的优势资源有效开发利用恰当接合的基础。于是，苗族地区的发展，还必须借重苗族内部动力之外更多、更大的力量。
D．缺乏远程经营的能力
一个民族的生计能力结构是否具有优越性，对内部来说，主要在于是否有利于科学合理的“自组织”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行，是否能够促进各种资源的整合利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对外部来说，主要在于具有怎样的远程经营能力，即有多大的影响力半径。从古至今，都是具有远程经营能力的族群主导着世界的秩序。而远程经营的生计能力之形成，在当今这种全球化模式下，必须在理念、知识、技能等方面，具有同世界许多先进民族进行“对接的端口”，具有包括人力资源储备在内的条件准备，比如说，沟通工具和渠道、知识技能的理解力、“自组织”运作的机制等等。显然，对于苗族来说，这些都是很欠缺的。我们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很少具备远程经营的生计能力。
三、结构性弱点形成的原因
苗族各个阶层的知识与技能结构，所表现出来的在全球化趋势下谋求良性发展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主要原因是历史的曲折。
历史研究告诉我们，经过明朝、清朝廷持续两三个世纪的打击和同化之后，苗族基本上丧失明朝前期尚有巨大活力的板块性自主经略的能力，进入被严重歧视同时又时刻防备、处处压制的苦难时期。虽然在这一时期内，皇家所办的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些认同朝廷经营理念的精英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功能”主要是用来加强“抚”的效率的，并非出于培育苗族生计能力的目的。所以，苗族追随孙中山先生特别积极，同时，在中华民国的时期，也得到了一定的族群能力提升和锻造。由于国民政府对民族平等的认识和相应的工作推动，无法达及以发展族群生计能力为目标的深刻程度，甚至，在混乱的社会运行状态中，苗族还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武装斗争，来迫使政府废除满清政府压榨苗族的屯田政策。因此，整个民族的各个阶层之生计能力，同汉族区域的可比人群相比，差距巨大。
如今已经成为其他国家的苗族人，根在中国，他们都是从中国迁徙出去的。这些生活在国外的苗族，族群生计能力的形成，同样受到所在国家的体制、政策和政治理念等等方面的模塑，从而具有被动生成的结构特性。这些结构特性，一旦形成了，就很容易对族群的发展理念、知识接受方式等等发生锁定的作用。
由于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追随性的适应和学习，苗族的生计能力结构，一直受到作为参照系的族群的影响。正负影响都有。所以，苗族的生计能力结构的内部秩序，必然存在由于被所在国家的体制、政策和行政驱动定向发展以及主流文化模塑的多样化特质，要弥合这些特质差异所造成的板块性间隙，短时间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仅仅依靠苗族历史情感和文化感召力也是很难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