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进入了“注意力经济时代”，有人又称之为“眼球经济时代”，而要吸引眼球，不能不重视、借助乃至依托现代传媒，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文化产品，只有凭借现代传媒的力量才能完成品牌的塑造与传播。而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开发、发展在“眼球经济时代”，也离不开现代传媒。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运用现代传媒保护、发展民族民间文化，更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
从传播学的观点而言，传媒不仅仅是大众传媒：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而且包括了以电影、戏剧、书籍、杂志等凭借文化形式传播的各类介体。这种宽泛的传媒定义，更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多元的样式和载体。
寻找传媒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契合点在我们的观念中，往往是把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寄托于大众传媒的宣传与介绍，忽略了将它的内核、形式要素与传媒自身的特质融为一体，成功典范证明：只有最大限度的契合，民族民间文化才能凭借传媒的力量得以传播、引起关注，从而获得保护和发展。
在这方面，云南是最值得学习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的《五朵金花》、《阿诗玛》，与贵州的《七妹与蛇郎》、《秦娘美》、《蔓萝花》等就有着迥然不同的传播之路。就受众的广泛性、延续性、关注度几个指标比较，贵州这几部剧都不如云南。这其中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仅就符合传媒的传播学特征而言，个中况味值得思考。
故事的内核都相差不大，都是以爱情为基本脉络，《阿诗玛》与《秦娘美》简直如出一辙，又同改编为电影，但今天谁记得《秦娘美》呢？关键在于故事的表现形式一个是超越地域性的，能为受众广泛接受的，一个则是有强烈地域性质，只能为部分受众认同的；一是艺术形式符合审美变化需求，一是艺术形式作为程式化的地方艺术，难以获更多地认可。再如《五朵金花》，新生活的时代元素与诙谐幽默的喜剧特征较好地结合在一起，也顺应了那一时代的审美需求，而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主角的悲剧性命运使传媒更多关注了这种艺术样式对受众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乃至它的品牌价值已溢出剧作范畴，在旅游、卷烟、文化等范畴得到扩张与升值。而这种艺术本身包含、凝聚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态状况、历史文化。由此又引发受众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更多关注，形成了良性循环……类似的范例还有广西的《刘三姐》等。
贵州这几台舞台剧由于受剧种形式制约，与传媒寻求受众最大化的传播定律有差距，而且二次传媒的要素也大打折扣，更不可能溢出民族民间文化的“艺术表演”范畴，在旅游、经济等方面得到传播延伸。甚至就艺术本身而言，电影、花灯剧的歌曲，甚至连故事的传播效应也呈现递减状态，在一种封闭的传播区间逐渐消失了影响力，只能作为一种文化范本得到历史认可和人们的怀念。
发掘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播特质民族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宝藏，它往往具有原生态、分散它本身是艺术化的，也有一定的市场化元素。比如同样有民族风情、历史情怀等，但它缺乏推广，它由政府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是为了在汇演期间造造舆论、扩大影响，它关注的是“叫好”，而没有关注市场怎样“叫座”。从根本上而言，它甚至没想过去占领本应属于它的“市场”。而《云南映象》上演百场不衰，千金难求一票的盛况并不鲜见，这正是借助了传媒在无数次整合传播中放大的艺术效应。当然。这并非责怪行政化体制，关键是这种体制要与市场化机制相结合，找到其中的“交汇点”。
其次是《云南映象》有传媒感兴趣的“要素”。
关于《云南映象》诞生的传说；杨丽萍的“舞蹈女神”地位，为拍《云南映象》做广告等，这些都是《云南映象》的商业元素。它们一旦组合在一起，就成了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播要素，而传媒也在自觉地放大这些新闻要素，它使“杨丽萍”这一民族文化的符号有了更多的传播价值，而每一次传播的不彻底性，又为再次传播埋下了无限的猜想。
而《好花红》则缺少这些要素，或者说有部分要素我们也未能发掘推广，传播的价值就打了折扣。
其实，就贵州省歌舞团、黔南州歌舞团、黔东南州歌舞团三个团的优秀演员参与打造这台精品节目而言，有多少故事就在“自然”状态下湮没。
原生态与艺术收藏品当城市、艺术被人工的痕印遮盖时，原生态成了传媒关注的艺术新内涵的元素。
这种原生态不仅包含了杨丽萍收集整理的过程，更包含了75%的演员是村民和族人，《云南映象》是云南少数民族自己生活的艺术“展现”和“还原”，不是表演，没有过多粉饰化的东西，这种艺术的简单、本真吸引着传媒对它的关注，从而阐释着舞蹈体现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这是最好的保护和弘扬。
同样的还有丽江的民族歌舞《丽水金沙》，还有宣科的《纳西古乐》，丰富的文化内涵带动了旅游，旅游因为有了文化而显得有品位。
而我们的《好花红》更多的是精彩的演出，是美丽的“表演”。但单纯的表演无法吸引传媒足够的、持久的传播注意力，这就注定了它的生命力不会强盛，它会像一种艺术收藏，一旦需要，一旦有兴致，又才拿出来“把玩”。
而《丽水金沙》，由于有了与丽江旅游的互动，它就得以在市场化运作中引来一批又一批喜爱它的观众。
《云南映象》还将在海外巡演，还在争取像到美国百老汇就看《猫》看《日落大道》一样，在昆明建起一个“云南映象”剧场，这是文化产业化的创新，是根据观众和时代的变化进行的审美变革。毫无疑问，它又会成为传媒关注的对象，因为它具备了太多的传播价值。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必须重视现代传媒贵州充满民族民间文化的宝藏，是民族民间文化的大省，但还不是“强”省。“大”是指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存量，但当它不能以市场化的方式保护和开展时，它就远远不能达到“强”的地位，文化就缺乏辐射力。因而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部门和人要懂得传媒规律，主动寻找民族民间文化与传媒的结合点，寻找市场与文化艺术的结合点，让传媒自觉追逐民族民间文化。
学会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传播形式来保护、发展民族民间文化，在传播中保护，在延续中扩张，民族民间文化才有现实的生命力。
民族民间文化自身的创新、发展既要符合时代的文化审美需求，也要向传媒开放，让其精神内核成为传播的内容。
贵州传媒(不仅仅是大众传媒)应整合成一种强大的传播合力，推展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尤其是以市场方式来保护、开发。
只有得到人们认可的、大众接受的民族民间文化才更有生命力、影响力。否则，只能是一种文化的“收藏”，或者文化的“化石”，成为别人的“观赏品”。而要改变这一切，离不开现代传媒。
但愿明天的贵州，“好花”长开，“好花”更红，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奇葩更为绚丽多彩。
原载：
http://gzrb.gog.com.cn/system/2008/01/18/0102006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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