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王良范.千家苗寨的故事[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我在西江采访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当我采访的对象在对我的问题感到不知道怎样回答时
，他们就会给我推荐一个人，说“这个问题嘛你去找一个人问，他会回答你的。他叫侯昌德
，羊排寨的侯昌德，他这方面知道得多啦。”就这样我记住了这位人物的名字，决定去拜访
他。
第一次是一个下午，我在羊排村的路上问了几个人之后找到了侯昌德的家。开门的是一位中
年妇女，说老人不在家，出去玩去了。第二次我去时，还是这位妇人开的门，说老人在休息
，她见我来了两次知道我想见老人，就准备去叫他，被我拦住了。我说我可以等一会儿再来
，让老人家睡够午觉。下午我再来时，侯老先生又出门玩去了。我是三顾未遇。
8月21日这天我刚吃过早饭，心想这个时候去应该可以见到他了吧。果然他们一家人也正在
吃早饭。我自我介绍之后，侯老叫我坐下也喝两口酒。我没有推辞只是说我刚刚才吃过饭，
说话间他的儿媳妇，就是前几次给我开门的那位妇人已经把筷子和酒杯拿来了。侯老的儿子
从酒壶中给我的酒杯倒满了酒。老人并不十分劝我喝酒，只是叫我随意。
侯昌德先生是一个矮小的老头，背有些弯了，瘦小的身躯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满头的白发
。谈话中我感觉他同西江一般同龄的老人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一时也
说不清楚，后来我想大概在他的身上我感觉到他有一种对于自己乡土的历史和文化的自觉的
意识吧。
侯昌德先生早年在榕江国师师范部读过书，精通汉语，能用汉语熟练地写作。关于他的生平
我知之不多，同他见面时我也没有过多问到他以前的情况。侯昌德老人受过的汉化教育并没
有改变他身上那种浓厚的乡土味，但他却很自觉地充分应用汉语的写作来表达着他对西江和
苗族文化的眷恋。
我们的谈话是从西江的历史开始的。老人对这个话题显得非常有兴趣，话匣子打开后如数
家珍般的给我讲了西江过去的许多事情。但是在讲话之前 ，侯昌德老人先拿出一张纸和一
支笔，然后才开始同我谈话。他怕我有些话音听不明白，用写字来补充，就这样一边讲一边
写。老人一开始就说：“要讲西江，离不开三个人，引虎飞、莫虎飞、雕虎飞，这三个人是
三兄弟，是西江苗人的祖先，也是西江的开基祖。”侯昌德老先生认为相当于在汉朝的时候
，引虎飞、莫虎飞、雕虎飞三兄弟就迁到西江来了。大哥引虎飞在西江坐镇，二哥莫虎飞到
西江附近的雷公坪建立了苗家皇城，三弟雕虎飞不是苗人而是父辈收养的汉人义子。苗语中
“雕”这个语音就是“汉人”的意思。讲到这些老人像摆故事一样，越讲越兴奋，脸颊上映
着红晕，眼睛也放射出光彩。
我们的谈话是随意而亲切的，绝大多数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安静的听者，任老人随兴所讲。老
人靠在“美人靠”上用手指着外面说：“西江羊排寨鼓藏头家附近原来有三处地方是西江最
有文物价值的，一个是议诉堂，一个是鼓堂，还有一个是建寨树，可惜这三样东西今天一样
都没有留得下来。”
老人接着说：“议诉堂管两件事，一件是议榔，那个时候议榔有八十个人组成，都是方老和
寨老。榔规榔约就是由议榔制定的。有很大的权威，那个时候的西江就是靠这个来管理的。
第二件是诉讼。古时候的议榔对违犯榔规榔约的人有严格的惩罚条例，但是对重刑犯也仍是
以教育为主。有“七教一格”之说。”老人解释说：“所谓‘七教一格’就是对犯死刑的人
也给予七次教育和改过的机会。超过七次格杀勿论。”
侯老说：“我们苗家也有鼓楼。羊排寨过去的鼓堂是一个圆形的建筑，像一顶帽子一样
。堂中央吊有一副铜鼓。鼓堂是议事和举行祭祖仪式的地方。西江立寨的时候就建的。”
“还有建寨树，那是三株古楠木树，是最初建寨的时候栽的。后来毁掉了。很可惜!树干腰
围要十二人才能合抱。树子砍掉后有1989道年轮。如果用这个年轮推算西江的历史，可以上
溯到汉文帝、刘ＮＢＦ４７丙寅年间。
老人的记忆力很好，给我讲了很多，开阔了我对西江的认识，我很感激他。但是我更感兴趣
的，却是他的写作。侯昌德先生有对自己乡土文化和历史的情结和焦虑，这表现在他每天都
坚持要用汉语写下一点东西。令我佩服和尊敬他的也正是这一点，我知道实际上他是很艰难
地在坚守着一个西江苗人对自己本土的文化和历史叙述的权力。这也是我感觉到他和其他人
不同的地方。
当我们谈到某个问题时，他会说：“哪天我写出来给你看”。我笑着说：“好的，我等着你
把它们都写出来。”我知道侯老先生已经写了一部《西江苗寨简史》。侯老一再强调要讲西
江离不开引虎飞、莫虎飞、雕虎飞三个人。在侯昌德老人的历史叙事中，他利用流落于民间
的文献和苗族子父连名制这套系统，整理出了今天西江几大姓唐、侯、杨、蒋、李、董、宋、
梁、毛等和引虎飞、莫虎飞、雕虎飞的联系。并且从这种联系中推算出引虎飞三兄弟是生活
在汉代的人。他甚至把引虎飞再往前推到和五帝时代蚩尤的联系，用的方法就是子父连名制
的记载。就这样今天任何一个西江苗人的名字都可以和蚩尤联系起来了。这真是一个使人吃
惊的、充满大胆的想象和气度的叙事。
确实，侯昌德先生对西江的历史建构是充满着非凡的想象的。这可以从他对西江先祖莫虎飞
在雷公坪建立的苗家皇城的描绘中看得出来。对于这一段历史《西江苗寨简史》是这样描述
的：“全城分八条横街，一条直街，由东向西到达点将台，共有八个十字口；每条街的两头
各栽红树一棵，叫九对红树，每棵红树上，各安放一棚龙灯，叫做九棚龙灯。九棚龙灯不
分白天夜晚都大放光芒，光辉灿烂。遇风吹来，灯光闪闪，像眨着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
……城中有男女歌舞队，单人笙歌队，集体芦笙队，大鼓队。歌舞队白天出游一次，夜晚出
游一次。全城男女老少欣赏他们的舞姿、歌喉，欢欢乐乐、痛痛快快地过着日子。
城的西面是点将台，台下是练兵场，练兵场靠南方树有一块雄伟的孔明碑。每到年节或每月
初一，全城居民都穿上礼服，集中到练兵场上，聆听长老讲述孔明碑的内容。城内有一条小
溪水，就是清水江的源头。从西向东流，河水清幽，两岸有四季葱郁的参天古树；城里的鱼
塘里有荷花，四周插着杨柳，景色宜人。
王宫是用天然的树干建造的，有四天井，井边及门坎上的石级，是用纯粹的墨青大石长条砌
起来的，结实稳固。”
以上的描述是不是令人有亲临其境的感受呢。
侯昌德老人认为这苗家皇城是一个“国”。汉代莫虎飞创建时只有二十五户人家，发展到三
国时已有一千八百户。而且在三国时苗家皇城开始定了国号为“站”。西江苗人的整个“战
国”经历了一千五百零九年，其间一世一世共有一百一十五位帝王统领着这个小小的“国家
”。
我很同情侯昌德老人的这种历史写作的文化情怀和姿态。但是我知道对一个地方的历史渊源
的追述，凭一套父子连名制的谱系和一本流落于民间的文献是远远不够的。侯老先生说他的
写作的资料主要来自一本成书于清代的叫做《阴林记》的书。
在大传统和大文化的视域中往往会认为一些地方性的小族群是没有历史的，他们只有一种单
一的社会形态。随这种观念而来的是话语的霸权、文化的压抑和不容商量的拯救冲动，侯昌
德老人的写作会不会是对在这种语境中产生的焦虑与压抑的一种文化应激反应和挑战呢。
其实，在侯昌德老人的历史叙事之前，西江早已有一种更为悠远的历史叙事，可惜的是这种
叙事在今天的西江几乎消失了。那就是古歌。西江苗人的古歌无疑是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叙事
，然而历史的时间轴在古歌的吟唱中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从“开天劈地”到“洪水滔天”，
从“兄妹开亲”到“跋山涉水”，悠悠的时间连贯的递续在其中没有编年史(一种历史写作
体例)般的记录。这其实并非是一种缺憾，因为时段的刻痕对于西江苗人这支小小的族群来
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件的本身。西江苗人的古歌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叙述。空间
化的历史感知是和当下的存在圆融一体的，在这种诗化的叙述中叙事者和听者相信和感知
到生命的起源，万物的起源，祖先的来源，以及过去的荣光与耻辱、苦难与幸福，就是同自
己当下的激情、想象、希望、节日、仪式、劳作、日常生活结合而为一体，打成一片的。通
过古歌的叙唱，人们活在过去也活在当下，这是西江苗人对历史的存在性感知，他们摒除了
时间轴的一维向度，而强化了空间性的契入和沉沦。叙歌者和听歌者在此境遇中“诗意的羁
留于大地之上”，也即是诗意地栖于历史和现实之中。
但是侯昌德老人的历史写作的策略已经同那些古歌手传统叙事相距很远了。侯老先生想用一
种同主流的正统的大学术传统相近的方法，借助文献、谱系、逻辑、推论、考据、实证等手
段来支撑和构造他的叙事。可是侯昌德老人没有条件去占有那么多的文献资源和方法手段。
也许就西江当地的情况而言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文献、考古实物等信息资源。一百多年前的
西江还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族群社区。因此，侯昌德老人在建构西江历史的时候，当他在使用
“国家”、“城”、“帝王”、“王宫”、“国号”这些术语概念的时候，他不得不依靠想
象去填补那必然要出现的空白。主流的历史学传统是不允许空白的。
我不知道侯昌德老人是怎样证实2000多年前的引虎飞当时已在西江活动的，也不知道他怎
样确证引虎飞三兄弟就是2000多年前的人。如果他真的想要建构一部真实的西江苗寨史，这
当中有许多问题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我只能说侯昌德老先生的历史叙述有着太多太浓
的玄想和想象。就这一点而论，也许把他比喻为西江苗寨的一位现代古歌叙唱者更加确切一
点。一个西江苗家的“另类歌手”。这里我并不想对侯昌德先生的历史写作的真实与否作出
结论，说实话我没有这个资格。况且在我的观察中我以为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西江苗
寨的一位自觉的文化叙事者，重要的是他那乌托邦风格的叙事中隐藏的文化诉求，重要的是
他的叙事策略中显露出的文化失语症的不适，重要的是侯昌德老人的元叙事和他的叙事策略
之间的深刻的裂缝，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地方。我看到一位真正的本土本族的知识分子在努力
用一种非本土的方法和意象竭力想呼唤出自己乡土历史文化的面貌。我也似乎感觉到了他的
这场努力中的悲剧和喜剧的色彩。
我想侯昌德老人一定也感觉得到他的西江苗寨简史的写作是一份孤独的事业。他不可能在月
光下或火塘边把他的叙事像古歌一样地传达给寨子里的邻人们去欣赏，他没有听众。他的写
作也很难成为一篇篇规范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正规刊物上以飨天下。
侯昌德，这位西江苗家的知识分子，一位乡土型的学者，更像是一个文化的独语者，在他的
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模糊的双重形象：一半是感性的深情的古歌吟唱者的形象，另一半是理性
的严肃的历史学者的形象。令人惋惜的是这两个形象没有相互补充和丰满，而是相互抵触和
消解。这是一个尴尬的文化人的形象，他的两个方面都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认同和重视。
侯昌德老人的《西江苗寨简史》的手稿依然悄无声息地躺在他的屋子中，这部书稿是老人深
情的热爱自己家乡的一个证明。我不知道这部珍贵的文献有没有发表的一天，我希望有这么
一天。我想说的是无论这部书稿对西江历史的叙述有多么的主观，但是它本身已经成为西江
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部分。将来的人在研究西江苗人的文化和社会时，一定会从这部产生于乡
野的书稿中获取到许多重要的信息。
我没有看到侯昌德先生的全部手稿，我和他有过三次交谈，他是谈话者我是倾听者。我知道
现在他每天还在不停地写作，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从谈话中大概可以猜到都是有关苗族文化
的。侯昌德先生今年已经八十岁高龄了，他是西江羊排寨的寨老，西江镇政府把西江大寨
各村的寨老集中起来组织了西江老年协会。侯昌德先生是西江“老协”的主席。从寨老的身
份上看，侯老可称之为最尽份的寨老，从“老协”主席的角色上看，他也算是最尽职的主
席。我觉得这两个角色似乎也体现在他的写作之中了。
侯昌德，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乡土文化的守护人，一个普通的西江苗族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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