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杨培德.鼓魂[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本文系该书引言）
淅淅沥沥的秋雨打在面包车的车窗上，无数的山影和苗寨模糊地在眼前流动，车在高低 不平 的乡间公路上颠簸行驶。乘坐在车上的是我和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张导演以及摄制人员，我们 一行人正赶往黔东南自治州雷山县的西江镇，去拍摄一部西江苗族“鼓藏节”的人类学影视 片。
快到西江了，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翻越了一座大山。在公路穿过的山坳下面，一座醒目的 彩绘牌楼兀立在公路转弯的山垭口上。车行至牌楼下，大家下车参观。牌楼上有贵州省原省 长王朝文书写的“中国西江千户苗寨”几个朱红大字，这就是西江苗寨的寨门了。我们步行 穿过寨门，中国最大的苗族山寨蓦然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到西江已经不止一次，与西江 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走进西江都仿佛是回到自己的故乡，每次面对硕大的山寨都被山寨无 形的魅力所吸引。
雨停了，太阳从云中露出脸来，雨后田畴里蒸腾的雾气与寨子的炊烟缠绕在西江的山谷间。 从山脚直至山顶的层层梯田，秋收后经过翻犁积满了水。山风吹皱田水，在阳光的 照耀下反射出粼粼的波光，就像无数闪烁的宝石散落在山寨的四周。我们的车下到山谷底的 白水河边，然后通过一座水泥桥，车就开始在排列整齐的吊脚楼街道间穿行，来到事先联系 好的镇政府招待所下榻。这一天正好是1998年的10月31日。
夜幕降临，我独自来到贯穿河谷的白水河边。在河滩上，我凝望参差错落的吊脚木楼， 此时的吊脚楼变成了紫黑色，在夜空的映衬下，形成一幅幅节奏鲜明的剪影。天空恍如一块 被剪裁了的蜡染布，被随意搭挂在河谷两边的山头上。繁星点点，闪烁的星光勾起了我往日 的记忆。
我从小总是爱做梦。按我父母亲的说法，是因为我小时候老爱生病，体子差，灵魂也就孱弱 ；虽有祖先神灵护佑，但仍容易被一些恶鬼缠身，所以必然多梦。为了这，我母亲还特意 在过苗族龙船节时，带我到清水江边的平寨，向牛角龙舟的鼓头要了一砣糯米饭。她说吃了 神龙的饭，身体就会像神龙那样雄健，梦自然就会减少。然而我还是多梦。西方的精神分析 学家弗洛依德说：“夜间梦同白昼梦完全一样，是欲望的满足。”“我们在夜间所做的梦不 是别的，正是幻想。”如果按他的说法，我大约就是一个有许多欲望不能满足的人，一个爱 幻想的人。
那是公历1962年的一个春夜，在北京西郊魏公村的中央民族学院9号学生宿舍楼里，同学们 都睡熟了，我也睡熟了。我又开始做梦，梦中见到了我的母亲。她从被封建王朝称为“化外 生苗”的苗岭腹地清水江边走来，她说她要来皇城看看，走得很累，而且非常饿，要我给她 找点大米饭吃。我带她到食堂去吃饭，食堂的人说拿粮票来，我急忙摸衣兜，没有粮票了， 只好跑去找人借。跑呀跑的，不知怎么跑到民院旁的紫竹院公园，慌不择路地跌进了公园的 湖里。我在水里拼命挣扎，水很快就把我淹没，我大喊救命。惊吓醒来，看到同寝室的 蒙 古族同学舍冷叶西，正在使劲地摇动我，问是怎么回事，我说在做梦。那一夜我失眠了 ，我思念我的母亲，她已于饥荒的1961年去逝。我回忆起许多儿时的画面，母亲有时在 月 光下，有时在桐油灯影里，一边摇着纺车纺纱，一边给我讲述许多苗族古歌中的神话。神话 里 有枫树神生蝴蝶妈妈，而后生下人类始祖姜央，姜央与雷神斗智斗勇，后来在月宫为其 母砍 桫椤树做棺材，终因被桫椤树压颈而亡。母亲还指着月亮上的影子说，你看那就是要倒的桫 椤树和姜央。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在她的苗族文化熏陶下，我养成具有执著探寻苗 族文化的秉性。长大了，我考进中央民族学院，学习的是美术专业。在搞美术创作时，我总 是身不由己地去画苗族题材。有一夜，我在睡梦中回到家乡清水江边的镰刀湾。我看见熟悉 的白雾在翠绿的山间飘浮萦绕，一路喧哗的江水滔滔向东流去，从江边到山顶的梯田若隐若 现，温暧的阳光在水田里荡漾；两个牧童骑在水牛背上沿着田埂迤逦而行，女童一路唱着山 歌，男童吹树皮筒笛伴奏。后来我将梦创作成一幅画，记得在快要完成这幅画时，恰好缅甸 文化部长到中央民族学院参观，在我们的画室里，他看到了这幅画。他通过翻译说，这幅画 的景色类似他的家乡，问我画中人是什么民族，我说是苗族。他惊讶地称他们那里也有苗族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国外有苗族，因而，我比这位部长更为惊讶，这是1962年的事了。之后 ，我从当时的《参考消息》报中知道，老挝也有苗族，并且有一支战斗极其顽强的苗族军队 ，正在与北越、苏发努冯亲王、巴特寮的军队对抗。我感到好奇，并因此产生了许多疑问： 苗族从哪里来?迁徙到了哪里?这些人群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有一股无形的引力在拽着我去寻 觅有关苗族的知识。于是，我用课余时间泡在学院的图书馆里，一头扎进陈旧的藏 书堆 里搜寻，终于找到了一些有关资料。印象较深的是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 告》，这一《报告》是鸟居氏于1902年到苗族地区考察回去写的。他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 类 学的角度考察，认为苗族是亚细亚南部的蒙古人种，属于苗族“南来说”。我第一次从这本 书里知道有人类学这一门学科。其后，又查阅到抗战期间迁到贵阳的大厦大学社会研究部， 在贵州苗族地区调查后写的《苗族调查》。这一《调查》从建立抗战大后方出发，建议在苗 族地区发展教育。这些零零星星的苗族知识，并未满足我的求知欲，反而让我欲罢不能。法 国19世纪后期印象派画家保罗·高庚在一幅画的画题里问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 去?我们是谁?”他带着这追究人生根底的问题，离开喧嚣的巴黎，到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 与岛上土人一起生活。高庚自己说，这是他以最大的热情完成的一幅最好的作品。高庚为了 追寻人生，最后死在塔希提岛不远的多米尼加小岛上。我套用高庚的话，自己追问：“苗族 从哪里来?苗族到哪里去?我是谁?”
1963年，云南丽江的纳西族老国画家周霖先生，先在上海，后在北京办画展。他在展出结束 的讲学中，谈到在上海展出的小插曲。一位中年妇女带着儿子来看画展，参观中，儿子问母 亲：“云南的少数民族是不是长有尾巴?”母亲答曰：“有，不过进化了一些。”周霖先生 感慨地说：他的画展是野叟献曝，希望能在这种文化的隔膜中，做一点文化的理解工作。 周霖先生的话 给我很大触动。后来，我看到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林惠祥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上 ，带着主流文化的歧视，引用《贵州通志》说“至其性刚而憨，生苗尤为最悍”。一些西方 的人类学家，也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本位偏见来研究苗族。如洛克哈特于1861年写的《关 于中国苗子和土著居民》、格雷夫斯于1869年写的《苗子》、布罗姆汤于1881年写的《对中 国 南部苗子部落的访问》、德韦里阿于1891年写的《苗子与NBF64NBF64》等。为什么 文化之间总是横 亘着大山，把这些大山搬走不行吗?为此，我唯有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民族，才能去做一些 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工作。
有一天，学校里放映苗族舞剧电影《蔓萝花》，各民族同学第一次通过电影了解苗族，他们 看后大加赞赏。我意识到，这是文化沟通理解的结果。各民族要做到互相尊重、平等相处、 共同发展，沟通与理解尤为重要。
舞剧电影《蔓萝花》中的“蔓萝花”的确很美，我开玩笑问凯里的一位同学，如果要找“蔓 萝花”哪里有? 他说，雷公山麓西江千户苗寨的苗族姑娘赛过“蔓萝花”。他说那里的姑娘天生丽质，皮肤 嫩白，服饰与发髻清新秀美，那里的姑娘们不用打扮都有水灵灵的仙气，西江姑娘人见人爱 。西江寨子之大全国罕见，即便是被称为“七百龙图”、“八百贯洞”的侗寨都不能比。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搞美术的我，时时都用审美的眼光流连着自然与人间的美。我于是迷恋上 了西江，不时地在梦中神游西江。
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有机会到贵州省黔东南州实习。于是，我主动要求去西江，学校满足了 我的要求。到贵州时，大抓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给我泼了一盆冷水，省里的有关部门说 不能去西江，那里的阶级斗争很复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西江的民众在大队干部的带 领下，公开抢国家粮仓。我思忖，你有粮不给饥饿的老百姓吃，看着百姓饿死，这算不算阶 级 斗争呢?然而我只能缄默。在省城贵阳，我见到一位苗族老同志，谈到此事时他悄悄告诉我 ，国民党统治时期，苛捐杂税使西江人不堪重负，为了生存，他们曾拿起武器抗捐抗粮，在 雷公山的山谷里消灭掉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团。那 里有造反的历史，搞“四清”当然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我这才明白，一道无形的边墙把西江 隔离了。这次实习只好改到省委“四清”工作团所在的雷山县望丰公社。那个年代一切都必 须围绕阶级斗争这一中心进行，学生的实习也不能例外。
当我们背着行李离开雷山县城，爬上前往望丰的大山脊时，我问向导，西江在哪里?他用手 指向山那边的东北方向。我极目远眺，看到重峦叠嶂的群山连绵不断，听到隐隐的青山无言 ，在视野里，我没有找到在群山中深藏着的美丽的苗寨……就这样，我渴望走进西江的打算 终于落空。1964年，我与西江遗憾地擦肩而过。
起风了，白水河边的树影婆娑，带着凉意的秋风掠过山谷，我禁不住打了几个寒战，秋风打 断了我的回忆。这时，西江街边的卡拉OK厅里响起了“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My heart will go on and on.”的歌声，这是一首风靡世界的 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我心永恒》，许多出外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纷纷钻进歌厅 。我独自返回座落在西江羊排寨脚的镇政府招待所。简陋的招待所里早已住满了来自国内 外的宾客。我在进门的过堂里遇到了在四川大学就读的法国留学生柯林楠小姐，她的汉语还 比较流利，因朋友的介绍前来西江观光“鼓藏节”。她想结识更多的中国朋友，我便带她到 客房里认识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张导演，羊城晚报的孙记者和香港摄影家钟先生。在相互介 绍 中知道，只有我来西江次数最多，张导演是第二次来，其它人都是第一次到西江。他们问 我多次来西江的感受，我说最大的感受是西江的美丽，西江的山美、水美、寨美、人更美， 还有就是从封闭开始走向开放。在闲聊中，柯小姐知道我们要拍摄《西江鼓藏节》的专题片 ，她便提出希望在不影响我们工作的情况下参与我们的活动。大家都希望认识西江，这可以 形成从多种不同文化视角去观察西江，柯小姐的参与正好使她成为影片中一位西方观察者的 角色，这就丰富了影片的内容，张导演觉得这是打着灯笼都难于找到的人物，自然很爽快地 答应下来。
这一夜，我和张导演讨论如何把《西江鼓藏节》拍摄成一部成功的影视人类学专题片。大约 是1996年，我曾经看过一部叫《龙脊》的电视专题片，描述的是广西瑶族山乡龙脊里几 个小学生的生活。摄制者运用文化人类学中的参与观察方法，经历春夏两季的拍摄，影片把 龙脊瑶族农民从春到夏的艰辛稻作过程，漫山的龙脊梯田在耕作中形成的奇妙自然风光，几 个小学生在学校、家庭和山野里的生活与学习，描写得非常鲜活。这是一部拍得很成功的影 片 ，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地方电视台都陆续播放了。它成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作者不怕艰苦，能 深入到贫困的瑶族山寨里，尊重并理解山寨里的人，用瑶族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和歌声去描述 、 解释他们自己的生活。在中国，如何运用现代影视这一特殊手段，与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有 机结合，使人们能在流动的视觉形象里，体验到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奥秘。这是一项有意义的 探索，涉足的人并不多。
文化人类学是冷门的学科，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30多年里，把这门学科列为资产阶级 学科而被禁止，因而许多中国人对这门学科还比较陌生。1996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下 发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纪要上，把这一门学科称为人类文化学；并宣称这门学科是西方人的 ，不适用于中国。在一些报纸上也常看到有记者写消息报道将这一学科误称为人类文化学。 创立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是西方的一些贵族闲得无聊，为了消遣而到殖民地搜集所谓“未 开化”的“野蛮”人的奇风异俗，并为了满足贵族们的好奇心进行的一种智力游戏。这些人 类学知识为殖民主义者统治殖民地的人民提供了相应的决策依据，因而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 成为研究异民族文化并进行跨文化比较的学科。不能因为这门学科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利用 ，就简单地认为不适用于东方，不适用于中国。恰恰相反，这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殖 民地的知识分子所掌握，殖民地的人类学家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改 变为对本民族文化进行研究分析，同时将异文化并置作为跨文化比较。这样一来，这门学科 便发展成为可以研究殖民地各民族发展的科学，这是西方殖民者所始料不及的。这种研究的 转向，其代表作是1939年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英国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创始 人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称赞费先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是一个里程碑。这也 就标志着人类学在非西方开创了对本民族文化的研究。文化人类学的这一变化，被美国人类 学家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记述。书中说：“许多民族创造 了 倒置的民族志，他们不仅能吸收专业的人类学惯用语，而且还能使这些术语处于其它各种可 替换的知识方式的对比状态之中使之相对化。很多被西方认为‘简单社会’的民族都非常 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而且很矛盾地吸取了关于他们自己的人类学知识，使人类学知 识成为他们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对于殖民地人类学家进行的本民族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遭到一些西方人类学家的反对。如 英 国保守主义人类学家利奇认为，本民族文化研究很难逃脱本土人类学者本身从小习得的司空 见惯的文化，因而无法提出完全客观的人类学解释。而殖民地的人类学家却认为，处于西方 主流文化的学者，在研究非主流的殖民地异民族文化时，天然地受到西方主流文化霸权的影 响而导致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费孝通先生就主张文化人类学应以本文化为立足点兼容 异文化研究。由于本土人类学者能自由地潜入本土社会之中，他与本民族有社会身份的认同 ，对当 地的生态环境，文化历史，有着切身的感受，他非常熟悉自己的 文化，因而 能没有障碍地深入本民族不同阶级、阶层的生活实践，这就使其能理解本文化的深层结构， 不会产生异文化研究者容易发生的文化误解。本土人类学者可以通过熟悉来自不同的异文化 语汇并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加以分析，所得出的理论将更接近本民族社会的现实。这种研究 方法不仅可以克服西方传统人类学的跨文化误解，而且有助于避免本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观和 封闭倾向。本土人类学者一方面深入自己本民族的社会，另一方面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努 力摆脱自身的社会文化身份去审视自己的社会，这样有助于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造成的 误解，也有助于促成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交流与对话。
针对西方人类学家在从事异民族文化研究中难以摆脱自身所处的西方文化霸权地位的制约这 一问题，美国人类学家马尔库思和费彻尔指出，为了使人类学从殖民关系中和西方政治话语 中摆脱出来，人类学家必须自觉地尊重异民族文化，并从异民族文化出发来批评西方文化霸 权。
我向张导演直言不讳地道出我的人类学观点，我首肯人类学的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提出的 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都有其独 具特点的发展轨迹，这就是说，各种文化是各个社会和各民族独特的产物。
文化相对论反对文化的单线进化论，主张多线进化，以复数历史代替单数历史。文化相对论 还认为，种族、民族并无优劣之分，文明人与原始人都是同样的人，一切人的生理构造都是 一样的。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并不是生理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原因和历史 条件不 同所至，所以说，各民族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博厄斯指出：“文明人以其所取得的成就而自 豪，从而卑视人类大家庭中其它比他低下的成员……发展阶段的差异并不证明一个人由于遗 传而在生理结构上比另一个人低一等。”文化相对论否定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 中心论，否定西方的社会制度作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世界上并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 最高阶段。也不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法则。承认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其完整的价值 体系，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都应受到人类的尊重，我们不能用自己民族 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异民族及其文化。正如博厄斯说的：“从离现代文明之外的文化去加以考 察……例如中央非洲的黑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同我们的社会 理想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是无法比较的，一些人认为是好的，另一些 人则认为是不好的。”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只能从其文化内部去研究和理解，我们 不可能对本民族文化之外的文化作出科学的概括和认识。
反对文化中心主义，平等地对待各民族文化，这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 总还是有一些人出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意识，虚拟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单线发展阶梯系列， 将各民族文化划分出先进与落后分别排列其上，这是造成民族隔阂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加 以反对。
我与张导演讨论文化人类学中的许多问题，主要是为了使《西江鼓藏节》这部专题片能够真 实地反映苗族文化，避免由于文化之间的隔膜造成对苗族文化的误解。现在一些书刊和大众 传媒不时还有对少数民族文化曲解的现象。就如中央电视台，在《中华民族》栏目里介绍贵 州雷山的郎德苗寨，将苗族欢迎客人所摆设的十二道拦路酒说成是因为六六大顺。苗族没有 六六大顺之说，电视主持人主观地用汉族文化“六六大顺”去附会苗族文化。同是这个《中 华民族》栏目，在一次介绍苗族服饰的节目里，说苗族服装是唐朝的汉装，因而称苗装为唐 装，似乎苗族不能创造自己的服装，只好去穿唐装。中央电视台另一个栏目《祖国各地》的 女主持人在介绍广西各民族时说：“苗瑶喜欢住山上，僮、侗住水边，汉族住坝子。”苗、 瑶住山上是因为他们喜欢吗?他们为什么不喜欢住在平坦肥沃的坝子里，而偏偏喜欢住在道 路不通的贫瘠大山里?观众自然会理解为苗、瑶两族如果不是超人就是愚不可及。稍有点历 史知识的都知道，苗、瑶并非喜欢住山上，鲁迅先生就曾在《准风月谈》中说：“苗族大失 败之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们的。”
在西方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认为西方文化是最优越的西方文化中心论， 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别的民族文化优越的各种文化中心论，并由于这些中心论而引起的文 化冲突仍然随处可见。阿拉伯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依德在《东方学》一书中说：“东 方几乎就是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 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是西方人对东方的无知和偏见制造出来的一个神 话。”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有一种霸权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东方就得全盘接受；而 西方从东方那里所接受的只是一些没有进化如同野物般的猎奇对象。所谓“东方文化”只不 过是一些落后、奇异、怪诞、野蛮和丑陋的遗留物。由文化中心论产生的文化霸权不只存在 于西方，也存在于东方，存在于某些主流文化之中。一些处于主流文化的学者，对于非主流 的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鄙夷与傲慢，他们认为非主流文化只不过是主流 文化的活化石而已，而且非主流文化是一种另类文化，非我族类，则其心必异。我曾参加过 一 次关于扶贫的研讨会，一位主流文化的学者居然引用封建王朝镇压贵州少数民族时，皇帝的 谕旨“朝降夕叛”来指称贫困的少数民族老百姓。我很赞同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文学人类 学论丛《文化与文本》序言中的看法，她说：“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别，尊重多种生活方式的 价值，强调寻求理解，和谐相处，不去轻易评判和歧视自己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强调任何 普遍假设都应经过多种文化的检验才能有效；因此，研究者应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持事物的 客观性，设法去理解某种文化中建立的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而决不勉强以另一参照系的框 架去对之进行解释。”
在东方，存在一种很少有人关注的现象，一些学者一方面反对西方中心论，而另一方面却在 搞自己的中心论。难怪有学者指出，这是东方的内部东方主义，也可称之为东方的内部文化 霸 权，如果这种内部东方主义任其发展，也会引起文化冲突。但愿美国亨廷顿教授关于文化冲 突的预言不要成为现实。
为了拍好《西江鼓藏节》，除了尊重西江本土人的解释，还应该考虑到人类学的文本形式， 也即是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形式。人类学影片不能成为枯燥的科学说教。过去囿于人类学的 “科学性”要求，许多文本都是冷漠地板着面孔，这种文本逐渐远离了读者与观众。由于人 们对 知识的表达寻求多元化与个性化的诉求，便出现了人类学作品文学化与文学作品人类学化的 趋向。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文化中有许多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许多直接感觉、感情、 情绪、隐喻的无声文化，这就需要带有丰富情感色彩的细微描述，才可能使读者与观众 充分 体验与理解活生生的文化。如弗雷泽的《金枝》，林耀华的《金翼》、列维—斯特劳斯的《 忧郁的热带》等都是文学化的人类学文本。《金翼》就是运用小说体裁形式写的人类学著作 ，作品摆脱了某些科学程序的一般原则，摆脱了大量引用文献资料的作法。我们不妨来看《 金翼》中对婚礼上的一对新人的描述：“茂德便立即前去揭开新娘的盖头，他颤抖的手揭开 盖头时心里扑通直跳，然而仅仅一瞥已看清了新娘迷人的容貌，身穿结婚礼服的惠兰如满月 般美丽。”“惠兰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强忍着不笑出来。喝交杯酒的过程中，她乘机瞟了 新郎一眼：‘啊，他真漂亮!’她感到非常高兴。”这种带着情感的心理描写在一般人类学 著作中少有。列维—斯特劳斯在1955年写的《忧郁的热带》一书中，用优美的散文笔调记录 下他的探险经历，下面是他在海上航行的一段记录：“残断的云朵把月亮遮住，风把云吹成 锯齿、十字架和三角的形状。这些奇形怪状的云朵仿佛自内部发光，在黑色的天空上，看来 好像是热带的北极光。在这些黑烟似的云朵空隙间，不时看见微红的月亮部分出现，被遮住 ，又出现，好像在空中飘浮流过的一盏苦闷的灯笼。”又如解释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深层的 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中也是用生动的笔调来记述巴厘的男人：“巴厘人称为‘真 正的斗鸡’的那种势均力敌的比赛，带有群众场面的性质，似乎十足的混乱迸发出来，所有 摇晃着、呐喊着、推挤着的男人都相当激动，这种情形只会因瞬间突然出现的紧张带来的沉 静而更甚，如同有人使水流嘎然而止，当一声破锣响起时，参赛的公鸡被放进场，搏斗由此 开始。”
从以上的人类学写作文本，可以看到文学性的观察方式与表述方式能使读者体验到不同文化 背景 的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真实、生动的情感与生活细节。我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张导演都觉得应 在《西江鼓藏节》专题片中进行这种文本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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