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湘平 陈丽霞
苗族刺绣历史悠久，在我国刺绣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苗绣质朴，多应用于袖口、衣襟、后肩、裤脚、裙腰、头巾、脚套、鞋面、帐帘等处。其纹样古朴，造型稚拙，色彩斑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查证史料，秦汉时期为苗族的原始时代。传说苗族远祖首领为蚩尤，其活动年代与距今大约五六千年的华夏首领炎、黄二帝同代。《龙鱼河图》载:“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后反目争战，雄居一方，霸立诸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生活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上游一带，与活动在甘陕黄土高原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发生争战“于涿鹿之野”,黄帝“遂擒杀蚩尤”。蚩尤兵败，向南迁徙，在江淮、江汉和洞庭、彭蠡间形成新的部落集团——三苗国。与此同时，在融合原来土著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三苗文化。所谓屈家岭文化应是三苗集团的文化遗存。
屈家岭文化后期年代为公元前2875年至公元前2635年左右。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较多的彩陶纺轮 。在湖北的京山遗址中还出现了缯帛。这说明距今4800年前的苗族先民，已经能纺纱织布，步入了文明社会。
从目前人们所见到的我国最早刺绣实物，即1958年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时代长沙楚墓中的绣品，可以推断苗绣历史至少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论证了“三苗”、“蛮夷”与“荆楚”的渊源关系。苗族先祖在向南迁徙的过程中，与原居“土著”人杂居，史称“南蛮”。周初建国，称楚国。据周孝王时舀鼎铭文载，西周时期，匹马束丝，就可以交换五个奴隶。当时列国诸侯间也常以高贵的锦绣作为相互馈赠的礼物。绣织品成为贵族士大夫的专用奢侈品，平民百姓是受用不起的。
当时，贵族厚葬之风盛行。1958年长沙33号战国楚墓中发现墓棺内壁四面各裱贴一幅刺绣；1972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40件绣衣；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丝绸刺绣。这些足以证实厚葬之风，同时也证明了以苗族为主体的楚国织绣水平高超，织绣产量也有很大的提高，刺绣产品不再加画缋填彩，标志着刺绣工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距今四千年前的夏代已出现“玉帛”（丝织品）。秦汉统治时期的武陵郡、巴郡的“蛮夷”，都实行贡赋制度，交纳“布”。“布”即为色彩斑斓的布匹，是少数民族纳赋绣织品的统称。东汉应劭《风俗通》载：“盘瓠”（苗族远祖）子孙，“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赤髀横裙，盘瓠子孙”。稍后，范晔《后汉书·南蛮传》载 ：“盘瓠之后”，“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衣裳斑烂”。以上史书所载的苗民习俗，是指苗族妇女喜爱有颜色的斑布和有图纹的花裙，能用植物染料染布织绣，这花纹就是现今通称的苗绣。
自唐宋之后，经过元、明和清初数百年几次大迁徙，苗族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南部以及云南、广西、四川、海南等偏远山区，也有部分苗族迁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现代意义上的苗族刺绣，主要指这一时期的苗族服装上的装饰纹样。此时，苗绣已不再是达官贵人的私有产物，而已流传民间，出现繁荣景象。有关苗族绣花的文献记载也增多，如《隋书·地理志》载：“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明万历年间郭子章《黔记》记载: 黎平等地苗族妇女服饰在衣裙之上，还要“加布一幅，刺绣垂之”；清乾隆初年《永顺府志》（卷一）记载 ：“苗民性喜彩衣，能织纫，有苗巾，苗锦之属”；乾隆初段汝霖《楚南苗志》（卷四）载：“苗妇包四寸宽青手帕，左右皆绣花，裙用花布，青红相间，绣团花为饰”；乾隆《湖南通志》（卷四十九）载 ：湘西苗民妇女衣服“绣花卉为饰”；李宗旷《黔记》载：都匀、八寨等地“黑苗”女子“胸前锦绣一方护之”；《云南通志·种人四》载 ：云南昭通、东川、曲靖等地苗女“系绣花布裙”，“妇人绣巾高顶”；《粤西诸蛮图记》载：“怀远苗，男女服以青布绣花，极工巧”，“头以布裹，或绣或素”。“跳月”时，“女抛绣笼”。由此可见，苗族服装绣花已得到普及，绣花工艺流行地区也非常广泛。不论“生苗”、“黑苗”，不论湖南、贵州，苗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穿五彩绣衣，只是纹样、服饰有所不同而已。
清朝康熙年间，统治者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苗族地区设置府县，裁革土司土官，以武力开辟“生苗”地区，改变其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客观上加强了苗族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的联系，促进了苗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由于苗族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有很多苗族地区还处于封闭的隔绝状态（即统治者称之为“生苗”地区）。部分“生苗”还不知养蚕、织布，也不知织锦刺绣。改土归流后，大量汉人及屯兵进入苗族地区，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种植技艺，推动了苗族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对苗族刺绣工艺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改土归流数十年中，苗族的织绣印染有了明显的进步，花色品种也逐步增多，仅布织品就有洞锦、苗锦、铁笛布、纹布、斜文布、谷澜布等品种。有关纹样花色的记载也较为详细，嘉庆初年张澍《续黔书》记载的织绣花纹 ：“以花格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葵花也……以鸟兽名者，对凤也，翻鸿也，仙鹤也，孔雀也……以器物名者，楼阁也，绶带也，银钩也”。这些纹样“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苗族文字，在苗族地区代代相传，今天的苗绣图案仍沿用着此时期的传统纹样。
参考文献：
①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北京，1959。/②伍福新 ：《中国苗族通史》，贵州民族出版社，贵阳，1999。/③吴曙光：《楚民族论》，贵州民族出版社，贵阳，1988。/④《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⑤伍福新：《苗族文化史》，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2000。
龙湘平 吉首大学美术系副教授
陈丽霞 吉首大学美术系讲师
装饰 -> 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