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尧、舜、禹对“三苗”的镇压和征伐，三苗部落集团被华夏集团打败和瓦解后，史籍未见有“三苗”和“有苗”的记载。但“三苗”的后裔并没有被消灭。他们的又以另外的称呼出现于世。
1、“三苗”称谓演变为“髦”或“髳”。西部方言区苗族，现自称“蒙”（川黔滇次方言）和“阿髦”（滇东北次方言）。“蒙”和“髦”都是苗族的族称。“髦”就是“苗”（“三苗”、“三毛”、“三猫”），只是用同音汉字异写记录而已。“髦”就是古代髦人，髦国。实际上就是古代“苗人”、“苗国”。川黔滇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也就是西部方言的苗族，可能就是从古代髦人发展来的。历史学家范文澜说：“髳”就是“苗”楚国就是“髳人”建立的国家。“髳”与“髦”同音，苗族学者龙海清、龙文玉在《屈原族别初探》等文中，以准确的论据，不仅论证屈原是苗族，而且进一步论证了楚国是苗族先民建立的国家。这一观点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楚国是“苗国”，它先后并吞了南方四十五个小国家。据何光岳先生考证：夏、商、周时期的邓国、曼国、蛮子国，是苗族先民建立的三个苗族小国。（何光岳著《邓国、曼国、蛮子国的来源和迁徙》），后被楚国所灭。古代“髳”国，也是苗族先民“三苗”后裔建立的国家，是参加周武王伐纣西南八个小国：庸、蜀、羌、“髳”（苗）、徽、卢、彭、濮之一。“髳”因作战有功，封为子爵。“髳”的地理位置，据历史学家考证，大约在今川，陕一带。《括地志》说：“姚府以南，古髦国之地。……有髦州”。《尚书、孔传》：“蜀、徽在蜀”。“髦”可能是西迁“三苗”南下建立的国家。“庸”也可能是“分北三苗”或南迁崇山的那支“三苗”的后裔。“徽”就是卫，可能是“分北三苗”时，一同驱逐西去的。《国风》中的邶、庸、卫、邶就是“三苗”，“庸”就是庸，“卫”就是徽，牧野之战，殷、商被消灭，武王大封功臣。邶仍封给髦（苗）的部队，庸仍封给庸的部队，卫仍封给徽的部队，后周公封康叔于卫，把邶、庸、卫统一于一国。徽与卫同音，去徽用卫。所以，邶、庸、徽与苗族先民“三苗”关系密切。田兵《苗族名称和今天苗族》（贵阳《南风》杂志九二年三期）一文中记：苗族与庸国关系密切。庸国都城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西）是巴、秦、楚之间的大国。西部苗族中自称“蒙”的苗族和庸有关系。“蒙”和“庸”古汉语一音之变。庸实为苗族，特别像川黔滇方言自称蒙的苗族（“白苗”、“花苗”、“青苗”）。
关于西部方言自称“蒙”的川黔滇次方言苗族（白苗）和称“阿髦”滇东北次方言的苗族（花苗）的关系，“髳”是苗，“蒙”也是苗。声母都是M。自称“蒙”的熊姓（汉姓）苗族，苗姓，苗语称为hmaos（猫）。“猫”和“髳”、“苗”读音相同。因此“蒙”与“髦”相同，都是“苗”。字面有别，音相同，实际所指之意是一致的。熊性苗族，是川黔滇方言苗族的大姓。历史上常以国、以族为姓，姓氏名、族名、国名相同。“三苗”又称“三猫”。“猫”也就是“髦”（毛），实际也就是“苗”。都是同音汉字的不同记音。故“熊”性苗族的苗姓“hmaos （猫音）”与苗族的族称“苗”有关。族名和姓氏名一致。熊与楚人姓氏有关，至于“蒙”的来源，指古代“蒙人”（苗族）的称呼，hmong（蒙）是苗语，“蒙”就是苗族。所以，语言学家在划分苗语方言时，把自称“蒙”和“阿髦”的苗族同划为一个方言（即西部方言），但也存在一些差异，所以才又分别划为两个不同的次方言，即川黔滇次方言（白苗）和滇东北次方言（花苗）。
自称“蒙”的苗族，“蒙”的族称出现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可能出现于夏代以前。语言，特别是基本词汇是最稳固的。这支苗族，苗语自称“苗族”为“hmongb”“蒙”，称“汉族”为“耍”“Shua”。“Shua”即（华夏族、汉族的前身），称夷（彝）族为“mangb”“忙”（即“蛮”或“夷”）。先有事物存在，才有语言产生。所以，“蒙”（苗族），“耍”（夏、汉族）、“忙”（蛮）、（夷、彝族）的称谓（族称），都应出现于夏代之前，即尧舜禹时期，反证，苗、彝、汉民族历史悠久。
另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九二年第三期刊登李炳泽《庄子与苗族文化摭谈》一文，文中说：庄子是宋国蒙人。“蒙”，有人认为在今河南商丘东北一带，有人认为是安徽蒙城。这两地都位于黄河与淮河之间，是苗族先民古三苗活动的地方。“蒙”是苗族，庄子可能也是苗族。庄子作品写了不少有关“三苗”的风俗习惯。与今天苗族特别是川黔滇支系苗族的风俗习惯相同。如庄子作品梦蝶《庄子、齐物》；虑瓠浮乎江湖，《庄子、逍遥游》：击盆而歌，《庄子、至乐》中所写的东西与苗族历史、风俗极为相似。与川黔滇方言苗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庄子的“箕踞鼓盆而歌”极相似，川黔滇苗族（白苗）为死者做道场（“解簸箕”）“击鼓而舞”（跳芦笙）等丧俗相同。笔者认为，庄子可能是苗族（蒙人），否则，难以写出反映“三苗”风习惯的作品。以苗族自称“蒙”命名的地名，除安徽蒙城之外，云南还有“蒙自”（苗族之城），昭通古称“乌蒙”，苗语叫“蒙的弄”。“蒙”为苗族，“弄”为城镇，街子。“蒙的弄”为苗族之城。“苗岭”由苗族得名，“乌蒙山”也应如此，应称为苗山，说明苗族进入贵州，云南也是很早的。进入黔北、黔西北，滇东北应比进入滇东南，滇南还要早得多，秦统一中国后，开“五尺道”到昭通、曲靖，开发较早，故苗族先到川南、黔北、滇东北、黔西北后才到滇东南，再出国。苗族入滇路线应有三条，第一条由川南泸州叙永进入云南威信，由宜宾、筠连、珙县进入威信、彝良、大关、昭通，由宜宾沿金沙江进入永善、巧家。第二条由贵州黔北、黔西北毕节、赫章、威宁、水城分别进入威信、镇雄、彝良、昭通、宣威、东川等地。第三条由黔北遵义、黔中贵阳、安顺，经黔西南、桂西北进入滇东南、滇南各县，后出国到越南、老挝、傣国、缅甸、东南亚。
云南苗族，或者说川黔滇苗族，除了用苗族自称“蒙”、“髦”来命名地名之外，还在族称“蒙”、“髦”前或之后冠以颜色、地点、山河、动植物等名称来区分苗族内部的小支系等等。如，“蒙豆（白苗）、蒙绸（花苗）、蒙瓜（青苗）、蒙保（黑苗）、蒙兰（红苗）等等，来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服饰的苗族。传说云南苗族是“盘瓠”六男之一的“蒙由邱”后裔于唐代“南诒”、“大理”时期迁到滇东鸟蛮“纳垢部”（今马龙）、“罗雄部”（今罗平县）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曾以“盘瓠”后裔自命，为盘瓠六男之一“蒙由邱”之名，请求立一边城为一国。传说“盘瓠”蛮为部分苗族，瑶族的祖先，纳垢，罗雄应为苗族住地。马龙、罗平一带已有苗族居住。《蛮书》作者樊绰在安南都护府见到的“苗众”，杨阿触、杨酋盛、拓车判官杨忠义话得姓名，立边城自为一国之由。祖乃盘瓠之后的记载。苗族至少应在唐代之前已入滇的，而不是唐朝才进入云南。
2、由“三苗”改称“南蛮”。“苗”变为“蛮”。“三苗”被打败后，“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三苗不在见于史册。而史籍以蛮统称南方各少数民族为“南蛮”。苗族先民“三苗”后裔包含在南蛮里边。“三苗”族称变为“蛮”。关于蛮字的来源。用以称呼南方少数民族时，有贬含义的解释，表示吐丝的虫类动物，歧视少数民族野蛮，不文明，不开化等。而对苗语的来源来说，是用汉字蛮对苗语“忙”“mang”（夷、彝）的记音。苗语（“mangx”）“忙”、“蛮”没有什么褒、贬之义。“蛮”和“苗”音很相近，都有M这个音，“苗”、“蛮”可以互相转化和代替。或称“苗蛮”，或称“蛮夷”，指的都是南方民族。苗族还把“mang”称呼为“夷”（东夷或西南夷）。汉人有时又把“蛮”称呼苗族。当“三苗”强盛时，华夏族常常就以“三苗”、“有苗”代替“南蛮”。如《吕氏春秋、召类篇》载：“尧占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这里，尧与南蛮之战争指的是“有苗”。 “南蛮”即“有苗”。当三苗集团被打垮以后，华夏集团不再以“三苗”，“有苗”代替“南蛮”，而以“南蛮”代替“三苗”以“蛮 ”代“苗”。这是很自然的。“蛮”成了苗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唐宋。当苗族势力强大起来的时候，“苗”又从“蛮”中分化了同来，形成单一的民族，出现于世。恢复、发展，到元、明、清时期，又以“苗”统称南方各少数民族，把一些本来不是苗族的民族也称为“苗族”。如“伶家苗”、“侗家苗”、“水家苗”等。因此，苗族有“百苗”或“百苗图”之称。说明，古老的苗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几经遭难，几经波折，隐居于世，经过休养生息，于唐宋元明清时期，复兴起来，再现于世。以至人们弄不清楚，找不着源头。根据苗族传说，考古成就，汉史记载，以及古今中外学者，专家的探索，苗族的原流应该是逐步清楚了。当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探索、研究。这就是我们苗学研究会的任务之一。
3、关于荆蛮、楚人与苗族的关系。苗族学者伍新福，在他与龙伯亚合著的《苗族史》中说，所谓“荆蛮”、“蛮荆”，指的就是分布于荆州地域之内的“蛮”，它的范围，主要是洞庭湖南、北，鄱阳湖，即今湖北，湖南、江西邻近地区。这正是“左洞庭，右彭蠡”的三苗集团的腹地和中心地区。当三苗集团被不断征伐后，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后来归属了夏王朝，一部分居住在荆州的广阔山泽和边远地带，经过数百年较为和平的发展，势力又强大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做“三苗”、“有苗”，而以地命名，称之为“荆蛮”，“蛮荆”或“荆楚”，其实他们就是“三苗”后裔。也就是“三苗”战败后，后来在原居住地区，发展成为“荆蛮”，“荆蛮”，是继“三苗”之后，苗族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阶段。从“三苗”到“荆楚”、“楚蛮”，再到苗族是一脉相承的。故有的苗族地区的方志载：“考苗族……古称三苗”，一曰有苗或荆蛮；苗族来自“楚地”即古之荆蛮。贵州民族出版社伍新福著《苗族历史探考》一书，荆蛮中的楚人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成为南方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国——楚国。因“荆楚”（楚人）是“三苗”的后裔，故范文澜把“楚国”称为“苗国”。
楚人（楚族）和苗族的关系。楚族的先民是在原“三苗”和“荆蛮”地域内土生土长的蛮人，他原来就是“三苗”集团和“荆蛮”集团中的一支。故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华夏族人称“楚”为“蛮”，而楚人自己也承认是“蛮”。如《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故不与盟”；楚武王熊通亦云“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溢。”（《史记、楚世家》）
由于楚族是“三苗”和“荆蛮”集团中的一支，所以楚与作为“三苗”和“荆蛮”后裔的苗族关系十分密切。楚人，姓芈“芈姓之蛮，鬻熊之后”（《国语、郑语》韦昭注），据《苗族古老话》载，古代苗人也有“芈”姓，即“代芈”。今天湘西苗族所保留的苗姓中，还有以“芈”为姓的苗族。龙姓苗族自称“代芈代农”，部分伍姓苗族自称“代削代芈”等。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巫崇鬼，故称巫文化。苗族历史上素来也是信巫崇鬼的，巫师在苗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是苗文化的传播者。苗族祭祀的鬼神之多，为其他民族之少见，这颇有当年的楚风。楚歌中一个特点，就是以“兮”或“些”为词尾或倚声，屈原作品中有不少词汇都是湘西苗语。这些表明，楚族和苗族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先民曾长期生活于“三苗”和“荆蛮”的地域之内，有关着亲密的血缘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的先民应是“同源异支”。可能因为楚人长期处于“三苗”和“荆蛮”地区的北部，同华夏族比较近，较早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由“夷变夏”，失去了原来“蛮”的特征，楚人和楚族是“三苗”、“荆蛮”中比较先进的部分后裔，但因为他们源于“三苗”和“荆蛮”，二者仍具有某些共同的因素，这是很自然的。根据现在苗族三大方言的分布和习俗与楚族对比，湘西苗族与黔东南苗族与楚族关系更密切，相同，相近的东西较多一些，特别是湘西苗族。湘西苗族、黔东南苗族可能与楚族同于一源，比较接近，而西部方言苗族的川黔滇次言与滇东北次方言苗族比较接近。可能在分散的时间早、迟不同的缘故。这方面的文章很多。
4、苗族与吴国有关系。周泰王长子泰伯，次子仲维，为让继承权给弟季历，二人奔荆蛮，随蛮俗，以避季历（《史记，吴泰伯世家》），蛮人立为吴泰伯。吴称勾吴。吴泰伯无子，仲维之后承继，至吴王夫差吴国成为春秋霸主。吴国蛮人，虽然是三苗国旧遗民。吴国亡后，其民有南移的，有可能成为今天苗族先民之一。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君鸟火子等来贵州调查中国苗族之后，他们认为古老年代，苗族和日本民族可能有渊源关系。（图腾崇拜），中国魏晋时代，日本以邪马台为首都的大倭王，认为他们是吴泰伯之后。中国民间也有三千童男童女到日本之传说。今天日本早稻大学的后藤淑教授，谈到贵州傩戏时，说今天日本还保留着从古代百济国（朝鲜一部）传到日本的中国吴国之乐舞，他们自称是“吴泰伯之后”，又爱吴乐，说与中国苗族有渊源关系。那就是吴泰伯可能是苗族。这可反证，当年吴国、倭奴国、百济国都可能与苗族有关系。（参看田兵《苗族名称与今天苗族》，贵阳《南凤》1992年第3期）。
5、苗族与巴国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在楚国的西部还有一个巴国，或称巴子国（“子”是子爵）。其地“东至鱼腹（今四川奉节），西至楚道（今四川宜宾），北至汉中，南极黔涪”（古黔中郡和四川南部）。（《华阳国志、巴志》）巴国境内有濮 、苴、共、奴、 、夷、蜒，这里濮包括有苗族在内。“骞”，苗族在历史上长期称赋贡为宗，同苗族的关系很密切。据童恩正考证，“蜒”就是“蛮”，或称“蛮蜒”，也就是盘瓠种的民族，即苗瑶族，并认为来自湘西。（参见童恩正《古代的巴蜀》）。《文献通考，兴地七》载：“涪州（今涪陵），亦巴国之境，……涪俗四种，曰夏、巴、蛮、夷。夏则中夏之人，巴则禀君之后，蛮则盘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夏、巴居城郭，蛮、夷居山谷。巴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蛮夷民族，僻处山林，比较落后，为巴国境内的被流治民族。
6、苗族与羌人的关系。《苗族简史》说，西迁“三危”苗族，一部分与羌人混合，变成西藏人。一部分向南融合了青族称为青羌，经过四川，到黔滇，成为今天的西系苗族。不少学者认为，西部苗族，即川黔滇苗族是由西迁三危的那部分“三苗”发展而来的。其路线可能是三条，自北到南经四川东：中、西三路进入贵州、云南。时间可能在秦汉之前，在巴蜀夜即境居住。西系苗族方言复杂，支系较多，其形成很可能是多原头，加上分布而广，未形成大聚居区，所以从语言到服饰、风俗、习惯方面差异性较大，成为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局面，苗西部方言共有七个次方言，13个土语，加上东部方言2个土语，中部方言3个土语，苗族三大方言共有18个土语。服饰种类繁多，自称、他称复杂。他称最少也包括“白苗”、“花苗”、“青苗”。西迁“三苗”，先后都与氐羌相处，受氐羌族的影响较大。后来多数变成他们的奴隶。成为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的境地。这部分苗族迁徙频繁。明、清时开始迁往东南亚，近现代桥居欧、美等十多个国家。国外苗族人口约两百多万。这支苗族在历史上是受压迫最深的一支苗族。其命运最悲惨，因而造成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活特别困难，生存条件，生活环境很差，处于贫困状态，难于摆脱困境。
7、苗族与夜郎的关系。马长寿先生《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一文认为，夜郎国为苗族所建，夜郎国亦苗种也（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一期1935年5月）。张英志《夜郎考、古夜郎国是我国苗族先民建立的》、《夜郎濮人与苗族的历史渊源续证》，石毅明《关于夜郎在苗族中的地位问题》等文章，都认为夜郎国是苗族先民建立的。文章认为，最早开发西南的有古髳人（苗人），越人，濮人等古老民族，而贵州地地区最早的开发者，古髦人首当其冲。他们从北方迁来以后，以贵州为中心，向四方发展，创造了古老灿烂的文化。古髳人曾帮助周武王起兵发商，为周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根据战国以来的文献记载，贵州地区曾有过牂牁，夜郎国存在过，那是古髳人（苗人）及其后裔建立的国家。牂牁、夜郎，当是古苗语的汉译音，胡翯指出：“牂牁者，译音耳……不可能以汉文字义而解释夷音（苗音）也。”学者王燕玉认为夜郎乃夜山、郎山两山之合称。夜山在兴仁境，郎山在今六枝（郎岱）县境。夜郎的含义是远古当地土著氏族语言，即古苗语的汉泽音。（王燕玉《夜郎沿革考》）。“牂牁”在苗中是人名，黔东南苗族还保持着“牂牁迭堂”的传说，相传“牂牁”登皇宫继王位。“夜郎”也是人名，是一女子名。女名“夜”同“耶”，“郎”是母名，是苗族中的父（母）子（女）连名制，本名在前，父（母）名在后。
从风俗上看，春秋战国时期各族服饰：“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荆髯其余服一也。”“三苗髽首”就是用“系麻束发而结”，这是用麻掺杂于头发间梳成发型而之俗，此俗在中国古代民族中唯一的只有苗族，今在西部苗族妇女中仍保持这种“系麻束发”之习俗。春秋战国秦汉之际，今贵州、云南及川西一带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述，“西南夷”包括夜郎、滇、昆明、邛都、 都、冉陇、白马等七个民族集团，其中夜郎、滇、邛都的主要居民“皆魁结、耕田、有邑聚”“魁结民族”主要指“三苗之族”即苗族。“西南夷”地区之东，当时为“南蛮”之区，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其民多“盘瓠种，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之服”，语言侏离，好入山，不乐平旷，显然是苗瑶畲民族。而濮、蛮居住交错，关系密切。“魁结民族”应属于“三苗”集团之民，也就是今之苗族。由此可见，古牂牁、夜郎早就有苗族先民居住，夜郎是苗族先民建立的国家（实际是军事民主制下的部落联盟），研究苗族古代历史，切不可忽视对夜郎的研究。在历史上当名为“盘瓠蛮”的部分苗族先民在湖南的五溪 地区活动的同时，活动在贵州大部，云南一部的苗族先民建立起夜郎地方政权，一致重振起三苗朝代的雄风，在古代（秦汉之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为开发西南地区，建立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之前就有苗族，彝文古籍（夜郎竹王）中写有关于苗族的记载。滇东北地区，彝文古籍：“竹王在与濮人和僚人作战中，建立了九十九座城，苗族分三城，汉族分十九城，其余属彝兵管”说明古夜郎早有苗族居住。另外，解放后在原夜郎，牂牁境内的汉墓中，曾发现“狗首人身骑鹿像”，考古界认为，它就是古文献所记载的“盘瓠”（《“夜郎”故地上的探索》、《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马长寿先生《中国西南民族的分类》一文认为，夜郎为苗族所建，“夜郎国亦苗种也”。据有关资料介绍，贵州赫章可乐汉墓中发现有芦笙。以上说明秦汉之前滇东北黔西北云贵高原早有苗族居住。夜郎与苗族的关系密切。夜郎国为苗族所建，不论如何，至少夜郎国有苗族居住，那是肯定的。秦汉之前迁入的苗族称“土著苗”。唐宋以后又从“五溪”地区迁入不少的苗族。进入云贵的苗族应是多方位，多路线，多渠道。时间上有先有后，有早有迟；方式上有集中，有分数；数量上，有成批，有小股；原因上，有战乱，有灾荒。为了生存，逃命而向南流动。那种称：“叫你（指苗族）做高官，你要住高山”之说，完全是统治者掩人耳目，骗人之谈，为封建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辩护。
作者简介：熊宗盛——苗名：Dlaik rat gangb red ·xaod（莱碴港格·箫），云南省威信县人，原为威信县民委干部，多年从事苗族研究工作，有自己一定独到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