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难题求婚在各个少数民族里都有分布，尤其在苗族民间故事里可谓频频可见。根据弗莱的“向后站”理论，我们可以从中透视苗族女性的婚恋观。
关键词：难题求婚 集体无意识 向后站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最典型的择偶方法是通过难题求婚实现的。日本学者伊藤清司认为“求婚或被求婚时，以出问题来解决婚配问题的故事一般称之为‘难题求婚’。”①接下来他将难题求婚分门别类——根据由谁出难题分为A、B两种类型，A类大多是姑娘的父辈或长兄，偶尔也有姑娘自己出这类难题；B类则是有权势者因为贪恋别人的妻子或女儿的美色而向该人出难题。此外他还根据难题的难易程度将其逐步分为五个层次的难题。
在苗族民间故事里，难题求婚最为典型，几乎囊括了一切难题求婚的类型。如各地苗族皆有的传说《阿秀王》、《苗侗开亲》，及流传于山东沂南的《春旺和九仙姑》、云南省的《天鹅姑娘》、黔东南《天女配九皋》、贵州中部的《金竹与阿慧》、滇东北、黔西北的《偌排和蒙芝彩谷翠》、贵州西部、西北部的《鬼姑娘》、贵州松桃的《阿倍果本》、《吃牛制鼓的起源》、《寡崽阿尕》、《张打鸡和里打鱼》等民间故事里，难题求婚都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
如果从以谁出难题以及为什么会出这种难题的角度来考虑难题求婚的话，从中便可透析出苗族女性的婚恋观。毕竟“婚姻现象在客观上反映着时代精神，从微观上展示出社会、经济、民族心理、审美意识、伦理道德、宗教观念等诸多因素发展演变的轨迹，因而可以成为反观历史的一面镜子，从其习见的载体——民族神话、传说中追溯遥远的过去。”②
虽然接受难题考验的大多是男青年，姑娘的角色与身份也十分重要。首先难题解决的终极目的是得到心仪的姑娘，姑娘才是难题求婚的直接动力；其次姑娘对于求婚者的态度与交往程度决定了难题的难易程度；最后，姑娘自己也可以作为出题者。可见来应对这类难题考察的年轻小伙子并不是一厢情愿地迎难而上，在这之前，大多与这位姑娘有较深厚的情感基础，甚至已经有了事实上的婚姻。上文提到的出难题者可以分为两重类型三种角色：一、姑娘的父辈或长兄；二、姑娘；三、有权势者。下面笔者将以这三种角色作为出题者来分别认识它所传达的苗族女性的婚恋观。
一、由姑娘的父辈或长兄所出的难题反映了苗族女性对于幸福婚恋的主动追求
由姑娘的父辈或长兄出难题占苗族难题求婚的极大多数，如上文提到的《春旺和九仙姑》、《天鹅姑娘》、《天女配九皋》、《阿秀王》、《苗侗开亲》等，在这类故事里可以根据姑娘与男子的交往程度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属于姑娘与小伙子尚处于两情相悦阶段的难题。
鉴于这份情感尚处于“发乎情，至乎礼仪”的阶段，这类难题似乎只是针对于准女婿的超常能力的考察，较之后者，显得更有人情味。因而这类难题大多属于以平日老百姓生活内容为根据的、富于幻想且非凭借一般的智力能力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如在《阿秀王》里，难题求婚的题目便是很典型的例子。皇帝向阿秀提出的难题有：
(1)拉来一头角有两庹长的母牛；
(2)用灰作成的草绳将皇宫绕上三圈；
(3)拿来三斗鸡豚和三斗鱼眼珠；
(4)用三天时间收完皇帝撒在山坡上的黄豆：
(5)拔来三根龙的胡须。
这类难题虽然近乎幻想，但问题的解决似乎只要求婚者善于应对，大多能够完成，最重要的是这类难题并不会对求婚者构成所谓的生命威胁。
第二类属于父兄针对“生米已煮成熟饭”后的求婚者的难题。
如果女儿已经嫁为人妻，而父兄却是事后才被告知的。一来因为羞怒于女儿的先斩后奏，二来由于门第悬殊，所以这类难题往往十分难，面临的难题往往涉及生命的危险，似乎可以将其归纳为含有死亡危险的难题、死亡与复活的考验、王位就任的考验逐步加剧的难题。在这类难题里的女主人公大多具有很大的幻想色彩，如流传于各地的《天鹅姑娘》、《鬼姑娘》、龙女／仙女的故事便属于此类。比如在湘西的《仙女和农夫》和《大列和雅觉》，在滇东北的《仙女的故事》等可谓这类美好故事的典型。如果我们用结构主义的解读方式便可以将龙女／仙女的故事概括为“七仙女的最小一个因为在凡间的某处洗澡，被一个贫穷但善良而勤劳的青年拿走衣服，早就爱慕这位青年的七仙女便和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后被发现，或者是仙女主动带丈夫到天上拜见岳父，或是仙女被强行夺走，而丈夫力尽千辛万苦找到天上，但那位掌执天庭的岳父不想承认凡人女婿，千方百计要害死女婿，为了保护丈夫，仙女施计应对，最后父亲无计可施，不得已准许他们夫妻团圆。”③
在这类故事里，门不当、户不对的女性追求，父亲为了维护门庭的荣誉，与之直接冲突的必然结果一定是岳父不想承认女儿自己选择的女婿，难题求婚随之而来。鉴于怨恨女儿私自结合的先斩后奏，所以这类难题往往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在凡尘女子这种难题求婚里最主要的矛盾是因为父母包办婚姻或者所谓的媒妁之言，在为女儿选择对象时，男方家的财产以及声望、地位等往往成为其父母优先考虑的因素。而由女方自主选择配偶时，男方的才貌年龄、言谈举止、性格脾气往往是当事人姑娘重点考虑的。这样便会出现父母为女儿选择配偶和女儿自己选择配偶的标准有较大的冲突。“九十九种菜，没有一种不放油盐会好吃；九十九门亲事，没有一门爹妈做的亲事满意，我们要用双手推开，用脚把它踢掉。”《苗族简史》④可谓道出了这类女子的择偶观。
因而在这两类难题里虽然难易程度有所差异，但由姑娘的父辈或长兄所出的这两类难题求婚都反映了同一个现象：苗族女性对于幸福婚恋的主动追求。它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对于心仪男子坦率的表露。
如在流传于贵州中部的《金竹与阿慧》故事里，阿慧听到一个后生悦耳动听的歌声后，主动提问道：“漂亮的采花郎，你的名字一定很响亮，你来自哪个村庄，有什么话儿要对我讲?有什么歌儿要对我唱?”⑤其率真跃然纸上。相对于男人的遮遮掩掩，女性的主动让汉族女性瞠目结舌。
相对于汉民族的女性，苗族女同胞似乎没那么多清规戒律。在恋爱、婚恋和家庭里没有背负那么沉重的礼教包袱，“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相对薄弱。如果说《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是对于封建礼教的一次反叛，让多少文人讴歌吟叹，那苗族女性的择偶的主动性简直是惊世骇俗。借助《红楼梦》贾母所讽刺的是“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鬼不成鬼，贼不成贼。”⑥苗族女性的唯
爱至上原则较之贾母的讥讽有过之无不及。上面提到的民间故事里，难题的出现都是苗族女性惹的祸：不管是仙女还是凡俗女子，对于婚恋的主动追求时的坦率、大方使得异性不惧艰险而甘愿接受难题求婚，毕竟在所有的难题求婚故事里姑娘对小伙子已经是芳心暗许，尤其是后一种类型的求婚里其实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婚恋，其所求的无非是岳父能给予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而已。
其次，表现于对难题求解的主动帮助。
如果稍加注意，便会了解到大多数的解决方案都是由女性来应对的，尤其是在仙女／龙女故事里。在这类故事里面的男主人公往往要面对法力无边的天神，因而显得十分懦弱，仙女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得已与残暴的父兄针锋相对，大多以父亲的妥协告终。如流传于松桃一带的《吃牛制鼓的起源》故事，果达(岳父)对于达列(女婿)提出的难题都十分刁钻，分为六个步骤：
(1)先叫老虎和毒蛇吞吃果达；
(2)一天之内砍倒三山、三冲、三坪的大树；
(3)一天之内将这些树全烧成灰；
(4)一天之内将三石、三斗、三碗小米撒到三山：
(5)一天之内到三冲、三斗，把三石、三斗、三碗小米全拣回来；
(6)借镇天鼓。
所有的难题都是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其目的都是要置达列于死地。雅巧为了保护丈夫，一次又一次地用诸如降魔衣、天梭、天扣等帮助达列解决了一系列的挑战。在这类故事里她们可谓爱情的追求者，纵使贵为皇亲国戚，如果看上心仪的小伙子就会摈弃封建门第、等级观念，主动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选择到凡间过男耕女织的世俗生活。可谓“公主或小姐与这些未婚对象总是私通关节，暗中帮忙，表现出太多的爱和热情。”⑦
虽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姑舅婚似乎也是苗族女性谈婚论嫁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其束缚能力往往只是一纸空文，苗族女孩长到十四五岁便可以公开地“游方、坐寨、赶边场”。假如双方情投意合，姑娘可以不经父母允许偷偷地跑到男方家里，只要父母不是很反对，等到生下儿女时，才请客吃“三朝”。这样就把结婚和生育的两次喜酒一次性置办。正是由于苗族女性这种自由婚恋的选择，使得父母束手无策，所以当被告知女儿与中意的情郎或已婚或带着女婿回门时，而父兄对于这门亲事不满意的话，难题求婚便出现了。
二、由姑娘作为出题人传达对坚贞的婚恋的向往
由姑娘作为出题人的难题求婚类型十分普遍，《金竹与阿慧》便属于这类典型。阿慧提出只有找到“铜鼓、铜镜与金竹笋”的男青年才能与她游方，这是较为隐蔽的难题，但同样需要求婚者克服重重困难才能达到，因而对待爱情的坚贞与否就是其贯穿的主题。而在《偌排和蒙芝彩谷翠》里蒙芝彩谷翠因为被神虎抢走，为了检验对方是否依然爱她，遂提出要等“干枯的竹子转青”她才能重生的考验。
不同于父兄作为出题人所出的对于男青年的体力、智力的考察，在这类由姑娘出题的难题求婚里似乎更多地聚焦于情郎的勇气与意志即毅力。苗族女性相信坚贞的两相厮守才是爱情之树长青的秘诀。毕竟年轻时的山盟海誓要经历现实的磨砺，只有坚贞的爱情之树才长青，也只有执著的相守才能使爱情永不褪色。这正与弗洛姆的永久的爱情观“强烈的感情——这是一个决定，一个判断，一个承诺。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永远相爱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爱完全是意志的承诺和行动”⑧相吻合。
可见苗族女性对于爱情的主动追求与表达并非轻浮，更不是草率；真情流露时她们不掩饰、不做作，坦白而率真、毫无扭捏之态。这可以通过她们比较稳定的婚恋状态来说明，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苗族女性的离婚率比全国女性平均低1.48个百分点。苗族女性婚恋观一直是在婚前慎重选择、在婚后真情相待。日常生活里，苗族青年一旦正式确定恋爱关系虽然没有操办婚娶仪式，但大多比较固定。“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婚恋观历来为苗族女性所不耻。
三、有权势者作为求婚者传达出的摆脱物质的诱惑、嫌懒爱勤的择偶观
在由权势者作为出题人的难题求婚里，其母题大致是：一个劳动人民——或为农民、猎人、吹乐者、渔人等——由于某种原因，获得龙王女儿或一位美丽姑娘的爱情，结为夫妻，遭到某一统治者——或说皇帝、地主老财、大官、富人的嫉妒，他们不惜一切手段，百般刁难，欲强占为妻，其出的难题往往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大多是以劳动人民的智慧一一戳破其伎俩。最后统治者得到应有的报应。
苗乡并非净土，荒淫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鱼肉乡里，若看上民间女子的美色，便会百般刁难，欲占为己有。如流传于湘西地区的《木匠和龙王的女儿》、《龙王爱听喇叭》、流传于贵州望谟一带的《猎人和龙女》、流传于贵州中部地区的《孤儿和龙女》等都属于这种典型。我们仅举流传于榕江一带的《阿方和阿瑙》为例。
在这个故事里，善良勤劳的阿方得到神鸟下凡的阿瑙的爱情，两人男耕女织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当地的“固住一苗王”贪恋阿瑙的美色，提出以下三个难题：
(1)在十天之内要交五十只野鸡；
(2)在三天之内交五十只野猪；
(3)在两天之内交一百只老虎。
如果不能解决这三个难题就必须把阿瑙交给“固住一苗王”，最后由于阿瑙法力无边，使“固住一苗王”得到应有的报应，最后一命呜呼。
苗族女性摈弃了婚恋过程中对家产的评估，摆脱了物质的载体，形成了嫌懒爱勤的择偶观。只要双方彼此相爱，所有的物质诱惑都是不堪一击的，为此她们宁愿选择与贫穷的丈夫同甘共苦，也不愿被达官贵人金屋藏娇。嫌懒爱勤也成为男性的共识，如《生两份爱情》里所唱的歌词：“当我俩结成夫妻，你就一心纺纱织布，缝好九箱衣服，绣出七担彩裙，我就拿出一身的力气，展劲开山劈岭，开出梯田九千丘，开出梯田七百层。让我们吃穿不穷，叫我俩满意称心。姑娘呀!穷人本是一条根，茅屋胜过画梁厅。要是我歌投你意，请赠我腰带结真情。”⑨苗族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化的民族，农耕文化的相对固定性与封闭性使得苗族姑娘的丈夫们的收入不像海洋民族那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又加上苗族姑娘自身勤劳的天性，使得她们十分反感好吃懒做之徒，丈夫贫穷并不可怕，但一定要勤劳、善良。
通过对于以上两种类型三种角色作为出题人的难题求婚的分析，苗族女性的婚恋观已经水落石出——对幸福的主动追求、对坚贞爱情的向往、对物欲的摈弃都让人赞叹不已。以“难题求婚”来反映苗族女性婚恋观，其意义超越了单纯的为求婚而求婚，获得了更为宽泛的文化意义，从而可见：尽管父母包办婚姻在苗族女性婚姻择偶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苗族女性从来都是婚姻自主、自由恋爱的，在追求自己的婚恋幸福时是唯情至上的。
注释：
①叶舒宪选编《神话——原型批评》，第4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版。
②黄大宏：《中国“难题求婚”型故事的婚俗历史观——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制度的关系假说》，《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③苗族简史编写组编《苗族简史》，第210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版。
④田兵等：《苗族文学史》，第13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版。
⑤中作协贵阳筹委会编《民间文学资料第十五集：苗族传说故事》，第86页，中作协贵阳筹会1959年版。
⑥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34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鹿忆鹿：《难题求婚模式的神话原型》，《民间文学论坛》1993年第2期。
⑧弗洛姆：《爱的艺术》，第6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⑨《丹寨苗族民间文学资料》，第89页，丹寨县民族事务委员会1981版。
[责任编辑：高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