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 言
今天，有500多万苗族(据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绝大多数仍然居住在他们祖辈已经生活了许多个世纪的中国南部和西南部。根据生活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区的苗族的看法，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一直被认为是苗家历来的祖籍地，那里有众多的古老文化形态。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他们在东南亚所发生的那样，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对中国这个古老民族来说，这已经成为现实。尽管今天中国的许多苗族依然生活在山区，并从事着农业生产，但在整个20世纪期间，尤其是从1949年以来，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因此，了解中国苗族的来龙去脉对我们来说既重要又极有意义。
首先，本文将叙述在中国的苗族的某些特征，用实例来说明苗族的传统文化及其变迁，并评述民族政策有关的情况，以便了解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近来的发展变化的背景；本文还将探讨苗族各分支及其居住地域的情况，论述其随着当前教育改革所带来的语言和风俗方面所反映的某些民族特征，还将力图阐述这个民族的某些凝聚力。而许多显而易见的差异往往反映在语言和文化特征这两方面。
本文所采用的资料来自于对定居美国的老挝苗族移民所进行的调查以及在法国、泰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长达一年的海外、大陆苗族的对比研究。1982年3月至10月，整整7个月的时间里我都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这项研究工作主要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的领导下进行的，头3个半月，我以访问学者身份来到学院。在余下的3个月里，我除了旅游，还到西南各省份的民族学院进行短期的调查研究。
我通过与中国的苗族学者、汉族学者、研究人员和苗族学生以及民族学院有关部门人员的交谈，搜集到了苗族文化方面的资料。在定期举行的会议上，我通过咨询和讨论得到个人和不少学者提供的有关资料。在“文化交流”会上，我依次就有关东南亚苗族和美国苗族情况作了介绍。此外，我还搜集和翻译了用中文发表的出版材料。本文主要依靠这些中文材料来源。没有特别注明引用的地方，其材料是根据在中国进行的个人交谈和采访。
·2· 中国民族的分类
1982年中国的人口已超过十亿，其中6.7％的人口是官方确认的“少数民族”，其中包括 蒙古族、藏族、回族以及大量聚集在南部和西部的若干少数民族。今天，中国的“Minzu”(民族，汉语拼音)或“nationality” (民族，英语)这个术语用于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致的民族，其用法与西欧的“nation—state” (单一民族国家)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自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系统地致力于少数民族的族称确定和识别工作，划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区，并保证少数民族人士在省级和中央级政府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项工作经历了若干阶段，至今还在进行。
1949年至1953年期间，通过正式的自我认定过程，中国对400多个少数民族进行登记和注册。中国的民族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数字。为此，1953年开始了旨在合乎实际的局部改名或指定民族分支的积极的识别工作。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初，专家们估计约有60个少数民族。这一认定主要依据语言、宗教、风俗、服式和其他审美标准。研究者们逐步划分出各个得到官方认可的民族，形成了今天的55个少数民族。在这些民族中，过去被认定是苗族的土家人也在50年代获得了独立民族的地位，基诺族直到1979年才技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到目前为止，仍然有16个以上的入们共同体有待确认。
·3· 苗族的居住环境
苗族居住在地形为海拔400米至2500米的中国西南省份。以陡峭山坡和深陷峡谷为其特征的云贵高原具有海拔2000米到2500米的山峰，河谷与平地的地方，有肥沃的农牧区，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气温和大量降水的缘故。该地大部分区域是崎岖和陡峭的斜坡，有丰富的煤、汞、锑等矿产资源。只适于种植诸如乔麦、水稻、玉米和麦子等农作物，尽管这个地区有宝贵的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当地居民却一直在为其生存而挣扎着。过去人们认为云贵高原只有不足总面积5％的地方可以耕作。然而，这个数字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而过时了。苗族和其它山区居民以在山坡上从事农业生产及其创造性的梯田灌溉技术而闻名于世。
在这些苗族地区，除了汉族而外，还居住着其它民族。据1949年最初的调查统计，贵州省30个少数民族约占全省人口的3％到4％，这些民族如前所述已被重新认定。然而，这个数字说明了苗族在数量上与这些地区其他少数民族的差异。而这些地方的一些主要民族在与苗族自然融合这一意义上能为人们所逐步接受。
在这些地区和苗族聚居的民族包括湖南的土家族，贵州的苗族、布依族和侗族，广西的瑶族和壮族，云南的哈尼族。乍看，他们已被各省区隔离开来，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这些民族宛如一幅错综复杂镶嵌好的图案那样分布在这个地区，直到最近仍然没有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在整个时期里也没有任何特殊稳固的体制。随着区域政府体制的建立，那些处于半流浪状态的民族逐渐稳定下来，民族内部支系的凝聚力不断加强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
自1949年以来，一项被称之为“Compact Communities” (聚居区)民族集中区域的自治政策已得到实施。无论何地，只要少数民族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不管他们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比例的大小，他们都有权要求建立自治政府。而那些一个民族以上的民族地区则实行共治的方式，如湘西的苗族土家族自治州，有关的民族都有权决定政府的组成形式，在其政府机构中有多数代表，并可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来处理该地区的事务。
·4·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苗族
“苗”的命名含义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含义，因而所涉及的有关这个民族的分类，在一定程度上有点难于明确。本世纪上半时有人曾详细地计算过苗族的支系，当时的数量多达70至80余个，这个数字无疑在某程度上仍然存在着重复，它就象现在苗族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之后，一些新的民族又出现了一样。
50年代中国考察队主要根据语言学标准，将大量自我认定的苗族支系适当地用一种语言划分成一个民族的支系，尽管在这个民族中文化的差异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说这些支系相互承认是同类民族。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因为目前在信息交流、交通运输和教育等方面发展的结果。
尽管过去大多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用“苗”的称呼含有诋毁的意思，但民族学家采用它并没有后来的含义。在民族学家们看来，“苗”这一称呼是唯一能够概括苗族各支系在语言学意义上相似而足以被看作同类民族的术语。这样，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苗”的称呼被各支系的苗族人广泛用于自我认定并且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的那种消极含义已经消失。在一次访问中，当我问及他们怎样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称呼他们自己的民族时，几位说着不同方言的苗家人首先用的是汉语“苗族”，而只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们才用各自的支系名称，这表明，渐渐地，苗族的支系名称很可能只是用于苗族内部彼此间的认定，这一显著的变化无疑将广泛地影响苗族支系自身的凝聚力。无论他们生活在偏僻的山村，还是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苗族同胞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据1982年人口普查，苗族的人数已达508万，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占少数民族总人数的7.5％，他们分布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各省份，但人口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区则属贵州省，占苗族总人数的54％；湖南和云南省也有相当多的苗族人口、各占其总数的15％，另外，还有少量苗族人分布在四川、广西、湖北、广东、福建、安徽、江西乃至于北京、上海等地。
数百年来地理的隔绝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文化的差异。这一点很值得强调。苗族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半流浪性质的山区民族——麦子和高山稻的刀耕火种者。然而今天即使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这个被称作“苗族”的民族都已经广泛渗透了各种与当地其他民族尤其是当地民族历史的社会生态学意义上的紧密关系，例如：贵州一些从前被称作“Hei”(黑，汉语拼音)或“Black” (黑，英文)苗的支系，他们沿清水江岸而居，已经形成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所谓的“河流文化”。凡是能利用的水和土壤肥沃的山谷，他们都种上了低陆作物、水稻是他们的主要作物和主食。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一占贵州苗族很大比例的苗族支系，不能因其与苗族本身的固定模式相左被看作是少数。
·5· 苗族的语官和教育
根据现在的分类，苗语分为三大主要的方言和一种亚方言，此外还有几种区域性方言和土语。我调查的两组来自不同支系但都说汉语的民族学院的学生证实，未经训练的人听到这些主要方言，彼此是无法理解的。苗语专家们认为，尽管苗语方言字词和发音不同，但三大方言中40％的字词是共用的，而且，苗族的名称或单字的种类都是同源的。这些方言以所在区来命名，可作如下划分：
川黔滇方言：
这种方言主要在四川、贵州和云南，将近有占苗族总人数一半的人说这种方言，这种西 部“方言”被认为是保存“古”苗语因素最多的。说川黔滇这种方言的人自己叫它“Hmoob” (巴勒——斯莫勒罗马字拼音法)，东南亚说“Hmoob Dawe”(白苗)或“Hmoob Ntsuab”(青苗)方言的人能清楚地理解它，在云南东北部有一种属于川黔滇方言的叫滇 东北亚方言，这一亚方言则与东南亚的苗语方言相同之处极少。
黔东方言
尽管在相邻的湖南和广西地带也有说这种方言的人，但大多数说这种“中部”方言的人在贵州省。税黔东方言的人占整个说苗语的人的1／3，他们把自己民族的名称叫做“Hmu”或“Hmo”。
湘西方言
在湖南西部和贵州东部有不到苗族人口1／4的说这种“东部”方言，这种方言与前两种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用6个声调，并非8个声调，说这种方言的人称自己的族称为“Qhov Xyooj”(巴勒-斯莫勒—罗马字拼音法)。
除了说这三种主要方言的人外，目前有20多万不会说苗语的苗族，他们绝大部分说汉语，但也有一些说瑶语或侗语，这一点在民族分类问题上值得民族学工作者加以关注。
关于苗族远古有无文字书写符号一事至今仍未得到证实。然而与这个地区的许多其他民族一样，有一个关于文字符号的传说在苗族中广为流传。1947年以前，一些在苗族居住地区从事传教的人曾创造了一些书写符号。在贵州东部的旁海，传教士创制了—种用罗马字拼音的文字符号，这一文字专供黔东方言的苗族人使用；塞缪尔、波拉德创制了一种苗文，专供云贵交界的昭通——威宁地区近3万滇东北苗族同胞使用。
本世纪50年代，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政策优先放在那些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书写文字的创制上。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派出一个研究工作小组到西南地区调查少数民族语言。苗语的三大方言以及滇东北苗语亚方言的文字都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它们全都采用罗马字，然而这些文字只用于学校教育和自治区事务，它们并非象预期的那样广泛被接受，这种请况主要是因为许多民族都愿意用汉语学习和工作，以便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
此外，少数民族学习语言文字和发展教育得到政府广泛的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小学和中学的建立在1949年以后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在山区，建立了供学生食宿的学校，学生的生活费用都由政府提供，包括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在内的12所民族学院，以及作为补充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民族高等教育院校。少数民族学生在这些大学里所接受的教育同中国其他大学的教育极其相当，开设有诸如数学、物理、化学、历史、政治、语言和艺术等课程。对于那些急需人才的地方，尤其对那些汉语不是其母语的学生来说，政府往往采取优先录取的补救措施。政府规定少数民族学生必须参加升学考试，即使考分低于或等同于参加考试的汉族学生都可以得到优先录取，这些民族大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返回他们的家乡从事教育或行政工作。
·6· 传统与变迁
一定的特征和演变趋势被看作是中国苗族的整体的象征。例如，历史上，苗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为了维持民族尊严而反对外来统治，为了自治曾激烈地斗争过。而且，据说苗族在他们的社会里对妇女的“尊重”程度与汉族不同，象大多数民族一样，苗族妇女从不裹足，也用不着同男人在田里一起劳动，而是从事衣服缝补之类的工作。不同地方的苗族的有不同的风格。但总的说来，妇女都以其复杂的针线挑花刺绣而闻名，凭籍其蜡染技术和做百褶裙而著称，男子则以其精巧的银饰制作技艺而闻名。
音乐和舞蹈是苗族文化富有鲜明特色的一部分。各地苗族在他们各种一年一度的节日和盛典场合里，都要表演许多特别的节目。他们的主要乐器有锣、鼓和吹奏乐器。不管使用哪一乐器，苗族同胞都以其特有的技艺和特有的歌喉而著称。苗族即兴式对唱极为丰富。节日里未婚青年男女表演的求爱舞也很有特色。这种舞蹈在贵州东南部广为流传。每当翩翩起舞，未婚女子常常配带自制的美丽绣花带，用来表示她对某位未婚男子的爱意。芦笙是一种用竹筒制作的口吹风琴，求爱的男子吹着它以求得姑娘的绣花带而径直向他所喜爱的姑娘求爱。除非姑娘为其真情所打动，否则她们将继续跳舞。如果她已经接受了他的求爱，她就在他的芦笙上束上这一绣花带，然后两人在节日庆祝会上翩翩起舞。
每年春天，约在农历4月8日，北京的苗族聚集在一起，纪念在贵州中部为保卫其人民不被其他民族征服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苗族英雄。我在1982年苗族的“4·8”节日里观看到了上述的舞蹈表演。
苗族“4·8”节日为我们深入了解苗族的现代化事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提供了一个例证。有两位经过各种舞蹈训练的苗族专业舞蹈家，其中一个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另一个在北京进修过一年便返回家乡既当教师又当演员。这种表演类型的舞步形式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研究的结果。民族学院的老师们每年要花好几个月时间外出到少数民族省份招收学生，以便继承和研究当地民族音乐和舞蹈。这些老师中的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他们用其研究的结果来设计或改进舞蹈，然后再让学生们学习和表演。
竹管风琴，苗族称之为芦笙(即是用芦笙杆制成的筒子)。芦笙被认为是苗族的标志，这一乐器在演奏风格与传统上都有许多特殊的变化形式。贵州最东部和广西北部所用的竹子部长得笔直并且有12英尺到14英尺那么长。不同的乐器用于不同的节日和盛典；有时，芦笙伴随着精巧的甚至近乎于表演特技式的舞蹈节奏。据说，过去芦笙用于军事上，即报警和鼓舞士兵同敌人战斗。
在贵州西部，四川和云南等省，芦笙管是水平排列的，它们与东部的标准相比显得更短，用途也不那么广泛。在西部一些地区，芦笙仅用于葬礼；然而，即使芦笙在风格和用途上各有不同，也没有改变其作为所有苗族的一种象征性乐器的重要标志。
·7· 结 束 语
以上我力图对当代中国苗族作一简要的介绍。苗族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差异性是苗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划分的各民族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主要表现在语言、农业以及服饰和节日风格方面。苗族的内部各分支的这种差异性来自于地理上的分隔和不同的历史渊源关系。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在发展教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对该国少数民族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我在此所谈的只不过是一些基本情况，结论也不太成熟。许多方面，还有待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在汉语和西方诸语言中，有一种意义深远、不断丰富的文献，它有助于人们了解当今世界各地苗族的发展状况，也能帮助人们了解苗族在中国史上，甚至东南亚史上亦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此外，刚刚起步的民族地理研究可能继续成为新材料的丰富源泉。
我期望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将给我们有关海内外苗族的研究以更加美好的前景，它不是根据静止的文化形态，而是根据各种变化的情况，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生气蓬勃的民族文化形态。